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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提到自己在美国《外交》杂志写文章，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
张爱玲听了既诧异，又难过，胡适的文章都要改么？谁有资格改？她能听出这份不好意思背后的失落，她想起上次拜访后，炎樱四处打听后告诉她：“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这样一位中国新文化奠基人在西方却如此不受重视，实在让她感到悲凉，她想替胡适打抱不平几句，但考虑到自己现在的落魄，并不比他好多少，最终只能以无言来表示理解和安慰。
张爱玲与胡适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也就是那年感恩节的第二天。
感恩节那天张爱玲陪炎樱一起去一个美国朋友家吃饭，直至天黑才回去，结果受了凉，胡适本来是怕她一个人过感恩节太孤单，约她去吃中国菜的，但见她病了，便到了第二天才来看望。
张爱玲的女子宿舍比较简陋，她便邀胡适在宽敞的公共客厅坐坐。
这个客厅足有一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是一架旧钢琴，台下则是许多旧沙发，宿舍负责人鼓励大家去那喝下午茶，不过大家都不愿去。
胡适倒是觉得这里不错，他四处打量，说这里很适合聚谈，张爱玲心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
这种比较的心态似乎每个出过国的人都曾有过：站在自己的国土上艳羡“外国的月亮”
，站在异乡的土地上遥念故土的人情。
说到底，不过是乡愁太浓郁，无从稀释罢了。
那天很冷，风也大，胡适望着街角那段起雾的河面，似是怔住了一般，笑眯眯地出着神。
张爱玲心中“一阵凛然”
：“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
。
张爱玲也学着他的样子，微笑着向河面望去，却“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
这苍凉、神秘如命运呓语的一望永远钉在了张爱玲的心中，她似是感应到了自己晚年同样凄凉落寞的境遇，不禁将衣领拉紧。
那是她见胡适的最后一面。
次年2月，为了换个好点的写作环境，张爱玲申请到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艺术营”
去居住，由于该申请需要担保人，张爱玲便写信给胡适求助，胡适爽快地为她出具了担保证明，同时还把她的《秧歌》寄还给了她。
拿到稿子时，张爱玲看到上面满是细心的圈画和批注，扉页还有题词，她“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
与此同时，胡适也接到邀请，要回台北任“中央研究院”
院长，4月便离开了美国。
胡适走后，张爱玲对他颇为挂念，时常在报上寻找他的消息。
直至1962年2月，张爱玲在报上读到噩耗：胡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
。
张爱玲强忍悲痛，下决心要将答应胡适的翻译《海上花》的工作完成，但她每次动笔，都会想起“适之先生不在了”
：“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
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胡适谈不上是张爱玲的知己，两人一共也只见过三次面，但在张爱玲心中，他却是极其重要的。
他是张爱玲幼年的文学启蒙老师之一，也是她在围城岁月里心底的一点光明的慰藉，更是她在异乡土地上难得的一份亲近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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