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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特时代，对底层的利益让渡开始慢慢减少，同时工业化进程也开始大大减速。
[33]由此，大量的财富被释放了出来，军官团手中的资源实现了“变现”
。
从萨达特到后来的穆巴拉克，埃及始终延续着这套治国方式，这为2011年爆发的埃及“1·25革命”
[34]埋下了伏笔。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只有把产业链做得足够长，才能保证财富分配尽可能公平，而只有工业化才能保证较长的产业链，单纯的资源性经济很容易导致贫富分化。
此外，只有有了坚实的工业设施，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才能稳定地发展——灌溉、化肥、农药都需要工业基础。
埃及的去工业化，既拉大了精英层与底层的贫富差距，也弱化了农业基础。
而埃及的人口却一直在增加，到2000年以后，人口与粮食的比率逐渐突破了临界值，仅仅靠政府的补助已经解决不了底层不断增加的人口的吃饭问题。
这是埃及2011年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
回到正题上来。
萨达特在1972年驱逐苏联人后，很自然地选择了倒向美国。
萨达特的聪明之处在于，在赶走苏联人后他并没有马上改变外交政策，而是在1973年10月联合叙利亚发动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叙联军越过苏伊士运河，彻底摧毁了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
虽然最终没有像战前所宣称的那样收复西奈半岛，但萨达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以进为退。
如果想同美国人及以色列人谈判，就必须先得在军事上扳回一局。
对比1967年的惨败，埃及在1973年的表现已经可以让美、以刮目相看。
这样一来，在以色列和美国人的眼里，萨达特就不再是一个在失去了苏联人支持后急于找下家的角色，而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谈判对象。
萨达特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在战后不久，以色列和美国的外交官先后到达开罗进行谈判。
有了这层保障，1976年萨达特才正式宣布废除埃及和苏联过去签署的《苏埃友好合作条约》，同时禁止苏联军舰继续使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失去了亚历山大港后，苏联海军在地中海地区的活动范围极大地受到限制。
而萨达特进一步的行动还在后面。
1977年11月，萨达特亲自抵达耶路撒冷，同以色列总理贝京进行会谈，同年12月贝京又到埃及和萨达特进行第二次会晤。
埃以和解让美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1977年萨达特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第二年即1978年9月，在卡特的主持之下萨达特和贝京在美国的戴维营签署了协议，1979年3月份埃及又正式和以色列签订了合约——《戴维营协议》。
这样一来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就长期的和平问题得到了解决；萨达特也因此在1978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根据《戴维营协议》规定，以色列把过去夺取的西奈半岛的69%的土地归还埃及，而作为回报，埃及向西方国家完全开放投资市场。
1980年埃及和以色列正式建交，整个中东的局势由此彻底逆转，苏联的势力开始一退千里。
1981年10月6日，埃及举行十月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胜利八周年阅兵式，在阅兵式上萨达特遇刺身亡，但此时埃及的走向也已经完全被锁死。
在萨达特遇刺的当天，同样出身军官团的副总统穆巴拉克宣布继任为埃及第四任总统。
由于1973年的石油危机导致油价大幅上涨，从那年开始，勃列日涅夫在任时期的苏联已经完全沉醉于石油红利当中。
苏联的好日子全部依赖于石油贸易，可恰恰由于失去了对埃及的影响力，未来苏联在同对沙特、科威特、阿联酋、阿曼这些产油国的博弈中也失去了讨价还价的筹码，这就意味着苏联彻底失去了石油的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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