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久久文学】地址：https://www.jjwxx.com
关于《衰世与西法》的对话02
banner"
>
我初读他的书，曾经非常折服，现在我对他仍然很佩服。
但在读过康、梁、严复留下的已经出版的全部文字之后，我更相信把他们的思想看成是一个动态的，从而变化之中的过程，似乎更接近真实一点。
这些人都起于十九世纪末期的戊戌前后，而重读他们在那个时候倡导和恢张西学的炎炎大言，则所见俱呈一派深信和羡慕。
康有为的上皇帝书是一面之词，梁启超发表在《时务报》上的文章和严复发表在《直报》、《国闻报》上的文章也是一面之词，其各自表达里都看不到理性和情感之间的不相容和紧张。
以此作对比，真正的变化其实开始于二十世纪初头的十年新政，又彰显于民国前期的乱世混沌里。
分别而论，康有为因亡命海外而作汗漫游，“足迹所至遍十三国”
，遂以此日之眼见目睹，校正往日的传闻之知，“率以为莫吾中国若也”
。
之后是西国既非天上世界，则深信羡慕随之俱灭。
而梁启超和严复之后来不同于以前，则更多地是因为十年新政中灌入的西学和引来的西法，一旦化为人间景象，其横决佚**和冲突厮斗往往既非他们当初之所能预想，又非他们此日之所能接受。
就思想的逻辑起点而言，这些人在十九世纪末年本是为求富强而倡西学，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却是西潮澎湃之下富强犹不可见，而构成五千年中国文化内核的人伦已为横决佚**和冲突厮斗所伤而体无完肤。
这种后来被称为价值的东西一经撼动，导致的已是人在其中，而心灵全无宁日。
数千年历史文化形成的人伦已经化为习俗和融为习俗，它们与中国人的人生相伴始终，但又因太过熟悉而无须思索，遂在与之浑然一体的同时却常常相忘于浑然一体之中。
因此，当这一代人力倡西学之日，大半不会想到中国社会的这一面，直到西潮冲击人伦，才会痛切地看到这一面之须臾不可或缺。
就像平常你不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留意自己的心脏，总是心脏出了毛病才会感觉到它的真实存在和非常重要。
有此不可或缺，而后是他们对西学之行于中国由深信到疑虑，由疑虑到排拒。
比较而论，在这种翻江倒海的心路历程里，梁启超因游移于两头之间而受到的痛苦最多，而严复因其先倡的西学对中国人伦伤害之深而受的痛苦最多。
但就其人生走向而言，两者在其晚年都更明显地回向了传统。
因此，列文森用理性与情感的对立揭示了近代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一种真实矛盾。
但他所作的静态分析，又无从容纳其中不同个体在变化之中，从而是动态地表现出来的这种各不相同的具体性。
而且深而论之，就当日初倡西学的人物群里多数并不真知西学和深知西学而言，则用理性一词总括他们对西学的态度显然是过于宽泛而没有充分估计到其中的盲目一面。
就人类的认识而言，盲目性是不能归之于理性的。
同样，若单以情感一词概括这些人之不能脱出传统，亦稍嫌过狭。
他们从初期力倡西学的立场朝后退，相当一部分原因出自于由原本漠视中西之间历史文化的区别，到屡挫之后不得不正视中西之间历史文化的区别，从而是由原本用太过简约的思维来对付一个复杂的问题，转变为用复杂思维应对复杂问题，其中显然内含着困而知之的所得。
因此在更加激进的后起者眼中，他们的变化是一种“反动”
，而就其自身来说，未必不是一种实现于老年对于青年的自我否定中的思想成熟。
是以在他们留下的文字中，有些用质疑的方式表达的见解，至今读来仍能感到深刻而引人长思久想。
至于你所提到的鲁迅，恐怕又属另一种类型。
他在清末最后十年的议论其实非常接近于他的老师章太炎，面对西学有一种不肯盲从的意态。
他在一九〇八年所作的《破恶声论》里说：“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