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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自由主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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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们办《独立评论》时，真是独立。
那时销路很广，销到一万三千份。
我们是十二个朋友组织一个小团体，预备办报，在几个月之前，开始捐款，按各人的固定收入百分之五捐款，这是指固定收入而言，临时的收入不计算，几个月收了四千多元，就拿来办报。
我们工作的人不拿一个津贴，也没有一个广告，因为那时广告要找国家银行或国营机关去要，那么就等于接受了政府的津贴，等于贿赂，所以五年之中，我们除了登书刊的广告之外，没有收入。
我们发表的文章有四千篇，没有出一个稿费，因为那时我们这般人确是以公平的态度为国家说话，为人民说话，所以我们即使不给稿费，人家也把最好的稿子送来。
最初我们的稿件百分之九十是自己写的，后来外稿逐渐增加，变成自己的稿只有百分之四十五，外稿占百分之五十五，甚至有许多好的文章先送到我们这里来，如果我们不登，再转投其他有稿费的刊物去发表。
在民国三十五年回国的时候，许多朋友说：“胡先生，我们再来办个《独立评论》”
，但是那时排字工人的工资比稿费还要高，我拿不出这些费用，非政府帮忙不可，而且人人都要稿费，我也拿不起，若是我办杂志而要求人的话，我就不办了。
这并不是责备任何人，而是事实。
这就表示在自由企业不发达的国家，又在这种局面之下，当然有许多方面不容易有完全独立或完全自由的言论。
不过无论如何，自由的风气总应该养成。
就是政府应该尊重舆论，我说这话是一个事实，大家应该谅解。
我觉得，不要以为自己党来办报，政府来办报，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持，没有这回事的。
这种地方，应该开放，越开放越可以养成新闻独立，越可以养成言论自由，而政府也就可以得到舆论的支援。
至于支配纸张材料的机关，应该由有关的团体参加，政府不要以配给政策影响言论的自由。
有人说只有胡适之有言论自由，这话不是这样说的。
从前我们办《努力周报》，正在北洋军阀时代；办《每周评论》是民国八年，也是军阀时代；办《新月杂志》是国民革命后的头两年，后来办《独立评论》，完全是国民党当政时候，是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的几个月，我们受了“九一八”
的刺激才办的，一直办了五年，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最后的一期，二十八日北平就丢了。
在这个时期，人家就曾说过胡适之才有言论自由，其实不然。
我承办的头一个报就是被北平警察厅关闭的。
第二个在曹锟贿选时代，当时的局面使我们不能说话，所以就自己将它取消了。
后来的《新月杂志》也曾有一次被政府没收，《独立评论》也曾被停止邮寄，经过我打电报抗议以后才恢复的。
当宋哲元在北方的时候，那时是一九三六年（民国二十五年），我新从国外归来，一到上海就看见报纸上说“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把《独立评论》封了”
。
这是因为我十二月一日到了上海，所以就给我一个下马威。
那时我也抗议，结果三个月后又恢复出版，所以我并没有完全失掉言论自由。
为什么那时我们的报还有一点言论自由呢？因为我们天天在那里闹的。
假使说胡适之在二十年当中比较有言论自由，并没有秘诀，还是我自己去争取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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