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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取出那份记录，却始终无法下定决心将它公之于众。
其实静下心来回顾一下，在那几年的时间，离奇的案件接踵而至，超越了我最狂野的思维能到达的边界；阻碍我的，既非案情本身的复杂程度，也非对当事人的顾虑，因为此案涉及的人物要么已经离世，要么早已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下褪去了姓名。
福尔摩斯曾对我说：“华生，除了在逻辑上确凿无疑的事实，我们应当对一切心存怀疑。”
我深以为然。
然而，如果事实本身将逻辑推向了它自身的边界之外，我们又该如何面对？我至今没有答案。
一切都是从一封信开始的。
那是一八九一年一月的一个阴冷早晨。
伦敦的冬天总是如此：雾气和煤烟混合成一种令人窒息的光线，即使是在上午十点，窗外的天色也像是黄昏将至。
贝克街上的煤气灯仍然亮着，在浓雾中只看得见一团团模糊的黄色光晕。
偶尔有一辆马车驶过，车轮碾过湿漉漉的鹅卵石路面，发出沉闷的声响。
壁炉里的火焰已经烧了一整夜，只剩下几块暗红色的余烬。
我用拨火棍拨了拨炉灰，添了几块煤，火苗重新窜了起来，在墙壁上投下跳动的影子。
福尔摩斯照例斜靠在长沙发上，膝盖上摊着一份当天的《每日电讯报》，但他的视线并不在报纸上。
他正仰面盯着天花板，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拨弄着小提琴的琴弦，发出一连串不成曲调的音符。
我知道，这是他在思索时的惯常姿态。
我们共事多年，我对他的每一种习惯都已了然于胸：当他兴致勃勃地剖析一桩案件时，他会坐直身体，十指相对，目光炯炯；当他陷入沉思时，他则会像现在这样，整个人陷在沙发里，仿佛要把自己从外部世界完全抽离出去。
每当此时，最好的做法就是不打扰他。
经验告诉我，打断福尔摩斯的思路，无异于在化学反应的中途撤去酒精灯：不仅徒劳无功，还可能招致一阵尖刻的讽刺。
于是我沉默着，继续翻看手中的《柳叶刀》杂志，那上面有一篇关于热带病病理学的论文，作者是印度军医部队的一位老同事。
我试着把注意力集中在铅字上，但那些关于疟疾与伤寒的论述，在我眼前模糊成了一片灰色的雾。
不知为何，那天早晨的空气中有一种隐约的压迫感，像一根绷得太紧的琴弦。
我说不清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也许是伦敦那阴郁的天气在作祟，也许是我刚刚治好的肩伤在隐隐作痛，又也许，那只是一种事后的直觉：在我此刻的记忆中，那个早晨的一切——炉火的哔剥声、窗外马车的辘辘声、甚至茶壶在炉子上发出的咝咝声——都仿佛被一层薄薄的、不祥的阴影所笼罩。
人总是倾向于赋予过去以某种预兆，这一点我心知肚明。
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门外楼梯上响起脚步声时，福尔摩斯的反应是何等不同寻常。
脚步声很轻，但节奏分明。
这是一个陌生人，走路不疾不徐。
福尔摩斯猛地坐直了身体。
他的头向门的方向微微偏斜，眼睑半垂，那神情让我想起一只嗅到了猎物的猎犬。
“一个送信人，”
他低声说，语气中没有一丝犹疑，“来自蓓尔美尔街方向。
年长，穿制服，有纪律约束——显然不是普通的邮差。
华生，我们即将有一位第欧根尼俱乐部的访客。”
我放下《柳叶刀》，正要开口询问他是如何得出这一结论的，楼梯上已经响起了哈德森太太的脚步声，紧接着是两记克制而精准的敲门声，仿佛敲门的人事先已经计算好了指节与门板接触的力道与次数。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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