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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买卖人，但他做买卖经营具体商品而不是精神财富，这一经验使他相信，如果对方在买卖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那么靠屠杀或发脾气是无济于事的。
他在一生中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种头脑在公司办公室里固然可以找到，但是在神学院里却十分罕见。
1563年福斯图斯回到意大利。
在返程中他来到日内瓦。
他好像没有去向当地主教表示敬意。
况且加尔文那时已经生病，索兹尼家族的人拜访他只能增加他的烦恼。
在以后的十多年里，索兹尼在伊莎贝拉·德·梅迪希那儿工作。
但1576年这位夫人在新婚后不久，就被丈夫保罗·奥希尼杀死了。
于是索兹尼辞了职，永远离开了意大利，来到巴塞尔，把《赞美诗》译成意大利白话文，还写了一本关于耶稣的书。
福斯图斯正像他在作品中表露的那样，是个审慎小心的人。
首先他的耳朵不好使，耳聋的人都天性谨慎。
其次，他能从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产中获取收益，托斯卡纳[7]的当政者暗示他说，被怀疑是“路德学说”
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恼火的题目时，只要不太过分就行。
于是他采用了许多笔名，出版一本书之前，必须请朋友们看一遍，认为比较安全才送去印刷。
这样一来，他的书没有列入禁书目录，那本关于耶稣生平的书一直流传到特兰西瓦尼亚[8]，落到另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手里。
他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一些贵妇的私人医生，与波兰和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结了亲。
特兰西瓦尼亚在那时是欧洲的“远东”
，直到十二世纪初期还是一片荒野，一直被用来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
勤劳的撒克逊[9]农民把这片沃上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秩序井然的小国家，有城市、学校，还有几所大学。
但这小国家还是远离旅行通商的要道。
一些人由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亲信，最好与他们相隔几英里的沼泽地和高山，于是这个小国家便成了理想的栖身之地。
至于波兰，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一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便联想到保守和沙文主义。
但是我要告诉读者，在十六世纪上半叶，它却是名副其实的庇护所，保护了所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其他地方饱受折磨的人，这是个令人高兴的情况吧。
这个出乎意料的情况是由典型的波兰风格造就的。
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共和国是全欧洲管理得最为拙劣的国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波兰的上层教士玩忽职守，但西方各国主教的**和乡村牧师的酗酒也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恼事，因此波兰的情况未被重视。
但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在德国各大高校读书的波兰学生迅速增多，这引起了威登堡和莱比锡当权者的注意。
后来经他们调查才发现，原来波兰的古老学府——克拉科夫大学在波兰当局手中完全没落了，造成了可怜的波兰学生要么背井离乡去外国念书，要么就没学可上的情况。
过了不久，新教的影响辐射到了德国各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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