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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革命时期，考迪罗们组织了自己的民兵，对各省实行铁腕统治。
每个省的强人都不信任邻省的同僚，在无数次反对其邻省的军事行动中缔结和打破盟约。
这些独裁领导人不容忍反对派的存在，更愿意使精英家庭至少保持中立，他们很多人出身于这样的家庭。
但他们为保持权力并没有超过威胁极少数特权阶层，一切皆出于一个自私、起反作用的努力，即“挽救社会秩序”
。
选举过程虽已经开始操作，但直到19世纪末才取得合法性，随后又伴随着操纵选票。
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的国家政治生活一开始就没好兆头。
然而，阿根廷成功地为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打下了基础。
他们重新调整了地区经济政策：摆脱死气沉沉的玻利维亚矿产业，转向大量出口农牧产品的大西洋贸易。
阿根廷不断扩大的皮革和羊毛贸易为边疆扩张、融入世界经济和生产力的显著提高提供了资金。
经济增长最终对各省之间建立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
到1853年，阿根廷有了一部与其政治现实更相符的宪法。
经历了反对巴拉圭、与印第安人决战这两场战争后，阿根廷形成了一支国家军队，最终使制造分裂的地方民兵消失了。
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统一的艰难过程中，阿根廷也开始为其不断增长的人口创造机遇。
然而，在决定如何分享经济增长和国家建立所带来的机遇时，阿根廷无法改变其殖民时代的思维。
政治家继续将公众的信任置于为自己和政治集团内部谋取私利之后。
边疆地带定居点不断扩大，巩固了地主精英阶层的权力，尽管他们在经济上充满活力，但在社会观念上仍旧保守。
因此，经济繁荣与剥夺农村有色居民——梅斯蒂索人、穆拉托人和黑人经济机会的有效压制并行。
欧洲移民仍然享受到比本土工人更大的社会流动性，在后革命时代，新殖民主义的社会习俗并未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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