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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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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新忠博士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可说是非主流的历史研究。
虽然论文引用了大量主流史学研究常引用的资料，如方志、文集等，但由于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比较注重政治、制度与上层学术思想等，一般人对历史这门学问的了解也多局限于此，所以在主题上，或许让读者觉得不属主流。
然而，主流与非主流史学之间的界限，在今天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里似乎已渐松动。
其实这个变化在欧洲的史学界早已发生。
西方史学者对日常生活、寻常百姓的生命历程等的历史已关注了数十年之久，在今天，这类史学已毫无疑问地成为西方的主流。
虽然传统的政治史、事件史并没有因而完全消失，而以所谓“新的旧史学”
（意指重新解释的政治或大事件、大人物的历史）重新出发，但是政治史并没有再度成为唯一的历史研究主流。
或许，当社会真正关注人的具体生命与生活的种种复杂问题时，就不会再把所有的精力与兴趣投注在传统定义下的政治权力或抽象的思想上面。
其实，只有多方面地探讨人的历史，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我们的过去与现在。
余新忠是大陆新一代的优秀史学工作者。
我在2000年秋访问南开大学时与他初次见面，并读到他刚完成的博士论文，也与他讨论了不少有关疾病史的问题。
我深深感受到他对研究的热诚，并佩服他能在不甚有利的客观条件下，短短三年内完成内容如此丰富的论文。
同时他的论文让我意识到大陆史学研究与国际史学研究的趋势接轨日趋密切，这是令人感到兴奋的发展。
我当时估计，余新忠的论文必然会受到史学界的重视。
果然不出所料，两年后，欣闻此论文被评为2002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并正式出版，实在替新忠感到高兴。
当新忠要我为此书写序时，我义不容辞地马上答应，除了感到荣幸外，也觉得有义务鼓励更多年轻的学者加入研究疫疾社会史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行列。
其实新忠选择了一个非主流的社会史题目不令人惊讶。
他的导师冯尔康教授是史学界的前辈，并很早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有兴趣，且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社会史，新忠受到启发勇敢地走入新领域，是件自然的事。
我一向极景仰冯教授的学问，更敬佩他宽阔的眼界及对后辈的提携。
新忠能得到他的指导是幸运的。
当然，新忠本身的天资与努力仍是论文成功的主要因素。
新忠的论文主题是一个很重要但同时困难度颇高的课题。
无论在资料运用上、专业知识方面还是现象的解释上都相当不容易把握。
首先是资料方面。
传统中国社会除了有关国家财政收支、人事等问题比较注重数字的记录外，其他方面的数据都不甚求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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