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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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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选题缘起的叙述中可知，本研究的展开与中国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群生命史”
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64]台湾的这一研究是在杜正胜等人倡导的“新社会史”
思潮影响以及杜正胜本人的直接组织和推动下出现并日渐兴起的。
1992年6月，“中央研究院”
史语所的几位青年学者组成了“疾病、医疗和文化”
研讨小组，定期聚会。
5年后，史语所主持召开了“疾病、医疗和文化学术研讨会”
，并成立了“生命医疗史研究室”
[65]。
之后，又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了定期研讨的网页。
[66]他们学史出身的背景以及立足历史与社会，“把医疗史当作社会史来研究以弥补以往史学的缺憾，使历史研究能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人生问题”
[67]的研究旨趣，既深契吾心，又在方法和视角上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由此产生的感受，诚如陈元朋所言：
我们当然要承认这个发展的事实（指祖国大陆医学史研究中专业的医学训练背景和医学理论性质较高的论题选择——引者），因为它对于“中国医学史”
研究深度的提升有绝对的帮助，但史学界也不必惧怕背负“越俎代庖”
的讥评，而应善用自己的技艺，开创这一领域的新课题。
个人认为，纯粹医学理论与治疗技术的课题，诚然是缺乏中医专业素养的一般历史研究者较难插足的研究范畴，但将对中国医学史的关注层面，放到社会史研究的脉络中，则是一条值得史家尝试的研究取径。
[68]
当然这种借鉴不是无限度的，他们不仅研究的时间跨度甚大，而且除了梁其姿等少数人外，其对医疗社会史的关注远远超过疾病史，实际上，他们的研究与本书的直接相关度并不高。
[69]除此之外，国内医史学界以及户外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同样为本研究的展开做了重要的铺垫。
现代中国疾病史的研究是与中国医学史相伴出现的。
1919年，陈邦贤先生出版了第一部中国医史著作——《中国医学史》，并三度增改，成为现代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70]此后，随着医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疾病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71]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前，这一研究几乎全都由受过专业医学训练的人士担纲，而且研究人员也大多集中在祖国大陆。
[72]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医史学界的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的同时，中外一批历史研究者的加入，使这一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由于学医与学史出身者在学术背景、学术关怀和研究路径等方面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所以，以下围绕着本研究，立足于明清疾病史，结合医疗史，分别对以往的研究作一回顾与总结。
（一）医史学界的研究
对中国现代医学史的研究，郑金生以1949年为界，将其分成“奠基”
与“发展”
两个时期，在后一个时期中，又以医史杂志的停办兴衰为标志，并不明确地分成20世纪50年代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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