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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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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清代江南温暖湿润的气候、密布的水网、稠密的人口等因素以及一些卫生习俗都非常有利于瘟疫的爆发、流行，在众多疫病引发因素中，灾荒和战乱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瘟疫发生的一种必要诱因，而人口在一定限度内则是影响瘟疫分布最为关键的因素。
若进一步对照现实，不难发现，以上所说的因素虽然于今日多少仍在发挥作用，不过，其各自的重要性已有显著的变化。
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人口因素了，在今天，人口的密度与瘟疫的多发与否已无必然的联系，但在当时，人口密度与瘟疫频数曲线却惊人吻合。
其次，现代大灾和瘟疫之间的关系日渐疏离。
再次，在环境和习俗因素中，由工业污染给疫病带来影响变得重要，而生活污染的重要性趋于降低。
用水习俗和葬俗等今天已不被重视，而不洁**等在疫病传播中的作用却趋于明显。
这些变化的出现无疑是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产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清代江南瘟疫的频数基本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渐趋提高的，而且，在地域上，就当时社会而言，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一般也是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之地，人口密度与瘟疫频数曲线的一致其实表明，当时人口越多，社会经济越发达，瘟疫也就越多。
何以如此？根本在于，对瘟疫来说，社会、人口和经济发展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日常生活水平，改善社会的医疗卫生条件，从而起到抑制疾疫发生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同时，人口规模扩大又为瘟疫提供了更多的易感人群，这些无疑都有利于疫病的发生和流传。
显而易见，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更多是后者而非前者，由于当时的医学发展水平远没有达到对疫病具有决定性控制能力的程度，以及有效的公共卫生机制和防疫体制尚未建立，由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抑制疫病机制总体上还无法有效地控制和抵消社会上因此而增多的疫病感染机会。
这种状况的出现，一方面无疑是当时总体社会、经济、科学发展水平较低造成的，比如民众的医疗卫生条件相对较差，医疗技术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则与国家对医疗卫生事业基本缺乏直接介入有关，这影响了医疗卫生的制度性建设[1]；再一方面还在于，面对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当时的社会还未来得及做出有效的反应，比如，嘉道以降，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日趋严重以及真性霍乱的传入，尽管促使时人对瘟疫产生了一些新的认识和举措，但就现代的眼光来看，其效果显然是有限的。
[1]参见余新忠：《清代江南疫病救疗事业探析——论清代国家和社会对瘟疫的反应》，载《历史研究》，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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