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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医学与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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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疗技术的发展
有人把明清时期视为医学史上的“孱守时期”
[1]，然而从实际的情形看，明清医学的发展并不缺乏亮点，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温病学的发展以及种痘术的发明和推广。
它们都与传染病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传染病的猖獗和时人控制疫病能力的增强。
种痘前面已经论及，这里再来简要地看看温病学的发展状况。
[2]
温病学派是以研究外感温热病为中心课题的一个学术流派。
早在《内经》中已有关于温热病的记载，《伤寒论》中也指出：“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以后，《诸病源候论》曾有关于温热病病机的认识，《千金方》、《外台秘要》亦载有治疗温病的方剂。
不过，在宋以前，虽然有各种寒凉治温法存在，但缺乏理论化、体系化的总结。
至宋元时代，温病开始脱离伤寒学说系统，在治疗上出现了新的见解。
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除研究伤寒，又着意发明温病，把过去属于伤寒范畴的风温、湿温、重喝、温毒这四种所谓伤寒，改称为四种温病，使温病渐见抬头。
而后，朱肱的《南阳活人书》据庞氏的《伤寒总病论》等书加以引申，虽未能将温热病独立于伤寒之外，但已提出了不同于伤寒的论证。
尤其是刘完素明确提出热病初起不可竣用辛温大热之药，主张采用辛凉之法以表里双解、养阴退热，并且配制了双解散等方剂，突破了以往对外感热病初起时一概用辛温解表和先表后里的习惯治法。
明初，王履进一步明确指出：“温病不得混称伤寒”
，主张“时行……温疫等，决不可以伤寒六经病诸方通治”
，认为温病是伏热自内而发，治法以清里热为主，从而彻底使温病摆脱了被伤寒统帅的附庸地位，将其从伤寒学说中划分出来，为尔后的温病学体系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及有益的经验。
此后，温病学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广义的伤寒范畴日趋缩小；（2）寒温之辨；（3）伏气与新感之争；（4）伏气与变病之争。
[3]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温病学说渐趋成熟，特别是明末吴有性《温疫论》的发表，最终促成了独立的温病学体系的形成。
到了清代，经过喻昌、周扬俊、戴天章、熊立晶、叶桂、薛雪、杨璇、刘奎、余霖、吴瑭、汪期莲、王士雄等人的继承和发展，温病学说不断成熟完善，不仅足以和伤寒学分庭抗礼，且地位日趋重要，终至成为大宗，伤寒反降为支蘖、附庸地位。
其中，又以叶桂（1667—1746）、薛雪（1681—1770）、吴瑭（1758—1836）和王士雄（1808—1868）四人贡献最大，被称为“温病四大家”
。
四人中，叶、薛是苏州人，王为钱塘人，祖籍海宁，惟吴瑭为苏北淮阴人，地居北方。
叶桂出身吴中医学世家，一生极少著作，世传的《温病论》系门人所辑。
该著既是叶本人有关温热病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也是叶派时方医学的主要思想纲领。
其主旨可分为以下两个部分：第一，他认为温邪传受的路线是肺与心包，“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
[4]；第二，从肺与心包的属性——肺主气、心主血，而派生了气为卫、营为血的看法，遂得出温邪所侵犯的部位是气、血、营、卫的结论，而三焦则为它们的通道，故须根究三焦。
其他“诊断”
、“治法”
都是根据这两个纲领而来的。
[5]其发明的卫、气、营、血的辨证论治纲领，至今仍是中医温病学的主要内容。
他不仅治瘟疫，亦治普通温病，极大地扩大了温病学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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