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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高考，师大附中位居北京市高考第一名。
1960年，陆定一撰文批判“量力性原则”
，说它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把学生当容器，造成了教育的少、慢、差、费。
他提出新的教改试验，并由此成立了北京市景山学校，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开始试验从小学到高中九年一贯制教育，后改为十年一贯制。
教育部把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中学作为附属试验学校。
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没有开展全面试验，但也要按他们的精神改革教学。
现在看起来，当时中央是想摆脱苏联教育的影响，探索我们自己的道路。
从客观上讲，的确有许多突破，如理论联系实际等。
但从当时师大附中的改革来讲，只能说是搞了一场闹剧。
我在这场闹剧中也扮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
我帮助王焕勋制定了四年一贯制、半工半读的教学计划。
我既对各学科的内容不熟悉，又没有去请教专家，自己凭着教育学上的书本知识就随意制定了多个方案，现在想起来还是十分可笑。
除了教导工作外，我还担任了初中一个班的俄语课教师。
我当时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备课的时候觉得教学大纲中的要求太低，词汇量太少，学生学了后面的忘了前面的，怎么能学得好？因此我根本不管教学大纲中的要求，增加了识字量，加快了进度，加大了难度，效果还是不错的。
有几位优秀的学生学得很好，有的后来考入了师大二附中设立的文科班。
在师大附中的几年里我虽然做了很多蠢事，但这几年对我来讲收获是很大的，我亲身参与了中学教育的实践，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在实践中探索了教育教学的一些规律。
特别是通过后来的反思，悟出了一些道理，为我后来进行教育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实践基础。
我曾经系统地听了特级教师陈婉芙老师的生物课，还听了许多老教师的课，感悟到教学真是一门艺术，每个教师的教学风格、教学技巧都不同。
当时像数学组就有韩满庐、申介人、曹振山三位老师，他们不仅在师大附中很有名，在北京市名气也很大，根据教学特长和风格，他们被人称为“韩代数”
“申三角”
“曹几何”
。
我本来还想对陈婉芙的教学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但因为后来回到师大，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负责附中的班主任工作，和学生接触密切，当时发表了一些小文章，如《表扬和批评》《谈纪律教育中的严格要求》《从理论联系实际谈起》，分别发表在《文汇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上。
这一时期的教育实践还坚定了我的教育信念，即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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