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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同志为此废寝忘食，特别是各分册主编和副主编，不仅要组织稿件，而且亲自动手修改、重写、找资料。
许多稿件因为要弄清楚准确几个数据、名词、出处，曾几次退回给他们，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认真修改，毫无怨言。
这次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也培养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他们在老学者的指导下知道了怎么严谨地治学。
同时，还应该提到几位值得我们纪念的同志。
一位是《教育大辞典》的副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总编曹余章同志，应该说这部大辞典是他策划的。
他担任这部书的副主编，同时他又从上海教育出版社的角度进行编辑把关。
《教育大辞典》全书12卷，800多万字，他几乎字字过目，精心修改，最后定稿。
我当时任主编，也看书稿，但是只从词条释义的内容及科学性方面把关，而他则是从编辑的角度精雕细刻，所下的功夫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
他因为积劳成疾，肝疾发作，卧床不起。
即使在病榻上，他仍然念念不忘辞典的修订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这种对工作认真严谨的态度使我十分感动。
我们经常通信，讨论辞典中的问题，也讨论工作中的问题。
他也认为我是一个能够合作的伙伴，可以说我们谈话都很投机。
《教育大辞典》之所以能够顺利出版，他的贡献是最大的。
另外一位是副主编季啸风同志。
他从教育部社科司离休以后，就积极参与到《教育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中，他工作热情，思路开阔。
大辞典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卷、军事教育卷都是他建议收录的。
他还积极与教育部联系，确定教育部的经费支持。
没有他的努力，《教育大辞典》难以完成，可惜他在不久前也离开我们了。
可以说他把最后的余热都用在了《教育大辞典》的编纂工作中。
《教育大辞典》编委会主要负责人（左二为吕型伟，左四为副主编曹余章，右一为顾明远先生）
另外还有《教育大辞典》编委会的很多同志，如魏一樵、连健生、胡守律等同志都为大辞典的编纂工作做出了贡献。
我不能忘记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
当时编纂这部大辞典也受到来自某些方面的压力。
有的同志怕我们编不好，出错误。
有一位同志来看我们，一进门就说：“我是来挑毛病的。”
接着翻开我们的第一卷，说了一句：“呵！
还是注意阶级观点的。”
这部辞典应该说还是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欢迎的，第一卷出版以后，第一次发行量就达到5万余册。
现在许多博士硕士论文在教育名词的解释上也常常引用这部辞典。
为此辞典获得多种奖励，如获得了中国教育科学第二届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三届国家图书提名奖、第三届吴玉章奖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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