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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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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传真》办了一年多，那是我做记者后业务能力提升最快的时候，我的综合电视业务能力就是在那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正是有了这基础，当我坐到了新闻主播台上看片子时，我才能告诉年轻的记者，片子哪里可能有问题；才能告诉观众，我关心片子里的哪一个细节，我有什么看法。
从编导到制片人
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央视的《实话实说》《焦点访谈》还在大红大紫，地方台也一哄而上搞谈话、采访类节目（中国电视这毛病现在也一样），于是《都市传真》莫名其妙地停了。
那个以骂我为乐的主任搞了一个新节目叫《走进直播室》。
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他走到哪里都要把我带上，同事们都说：那是因为主任骂别人没什么感觉，不像骂你那么酣畅淋漓，主任离不开你了。
于是我成了这个栏目的编导，收入虽然又提高了，但是半年才发一次工资（那时是江苏电视台最低谷的时期），加上一九九七年我女儿出生了，我的日子又开始过得紧紧巴巴了。
说实话，我不喜欢《走进直播室》，这也是我在江苏台参与过的所有栏目当中最不喜欢的一个。
这是因为，本来我就没觉得《实话实说》有多好，更别提“山寨”
《实话实说》的栏目了。
当时央视一帮电视人创办了《东方时空》，里面不少子栏目我都挺喜欢的，比如《面对面》《生活空间》。
唯独同期出现的《实话实说》，我觉得那是一个评价过高的节目，尽管当时崔永元给了中国观众一点儿惊喜。
《实话实说》——这个名字当时多震撼啊，但内容真的同样震撼吗？当时那批中国电视人喊出了诸如“要影响国策”
的口号，但很快发现那是一个梦。
在传媒发达的西方国家，类似《实话实说》的脱口秀节目最大的话题来源无非是政治或者娱乐八卦。
我看了几期《实话实说》，都是什么“我的收藏”
“我的左手”
（弄了一批左撇子谈左撇子的生活）之类的——这种话题的“实话”
又有多少价值呢？于是在《走进直播室》，我们整天找的也是诸如“城市公共厕所太少”
“打折骗局”
之类无病呻吟的话题。
话题定下来后，得找三四个嘉宾上节目，然后我就根据邀请的人写台本：节目分几个部分，每个部分都谈什么，话题怎么递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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