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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良的任何阶段中，这一切土地原生产物的货币价格，必然会和谷物的货币价格保持一定的比例，尽管这个比例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
例如，它支配着草地和干草、家畜肉、马、饲料以及陆上运输，或者说国家绝大部分的内陆商业的货币价格。
以及一切天然产物的货币价格。
谷物的货币价格，通过对土地原生产物其他所有部分的货币价格的支配，从而支配几乎所有制造品的材料的货币价格。
谷物的货币价格，通过对劳动的货币价格的支配，从而支配着制造技术和工业的货币价格。
由于它支配上述两者，所以它也支配着全部制造业的货币价格。
劳动的货币价格，一切土地生产物或劳动生产物的货币价格，都必然与谷物的货币价格按比例地上涨或下跌。
所以，给予奖励金的结果，虽然可使农民一蒲式耳的谷物售价从3先令6便士达到4先令，并对地主缴纳和其生产物抬高的货币价格相称的货币地租，但是由于谷物价格的这种上涨，现在4先令能够购买的任何国产的货物并不比从前3先令6便士所能购买的更多，而农民的生活条件和地主的生活条件都不会由于此种价格变更而得到多大的改善。
农民的耕作不能得到多大的改善，地主的生活亦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这样抬高的谷物价格，虽然可以在购买外国商品时，给他们某些微小的利益，但在购买国产商品时，却全然不能得到任何好处。
因而，农民的全部花费，甚至地主的花费中的绝大部分几乎全是用在了国产商品上。
由于矿山丰饶而引起的银价的下跌，对大部分商业世界起着相同或几乎相同的影响，所以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它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货币价格的上涨，虽然不能使那些获得它们的人实际上更富裕，却也不能使那些人实际上更贫穷。
金银餐具的价格确实比从前低廉，但其他一切物品的真实价值却和从前完全一样。
假若银价的跌落是某一特殊国家的特殊情况或者政治制度的结果，这虽然只发生在一个国家里，却是极为重要的大事。
它决不会使任何人实际上更富裕，却会使一切人实际上更贫穷。
所有商品货币价格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是那个国家特有的现象）就多少会挫伤国内各种产业，并且由于该国工人在出售几乎所有商品时所要求的白银数量比外国多，使外国商品得以低价出售，不仅在国外市场上，甚至在国内市场上也是如此。
只限于一国的白银价值下落会阻碍该国的产业。
西班牙和葡萄牙作为矿山所有者的特殊地位使它们成为欧洲其他各国的金银分发者。
因此，这两种金属，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自然应比在欧洲其他任何国家多少便宜一些。
但其差额应该不大于运输费和保险费。
由于金银体积小价值大，它们的运输费决不会大；至于保险费，亦必与任何其他等价值货物的保险费相同。
所以，如果它们的政府制度不使这些不利加剧的话，那么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它们的这种特殊情况可能不会受到什么损失。
对于金银出口，西班牙征收出口税，而葡萄牙则加以禁止，以致出口必须承担走私的费用，从而使金银在其他国家的价值大大高于在西、葡两国的价值。
譬如当你筑坝挡水的时候，水坝一旦装满，再多的水就必然要越过坝顶外流，宛如全然没有堤坝一样。
禁止金银出口，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禁止金银出口并不能强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投资后过剩的金银留在国内，即不能把国内土地和劳动年生产物允许用于硬币、餐具、镀金和其他金银装饰品以外的金银留在国内。
如果它取得了这个数量，就如堤坝满了以后流入的全部水流，必然会外溢。
这样，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虽然限制金银出口，但就各方面来说它们金银的出口额仍然几乎等于全年的进口额。
但是，就像坝外的水必须总是深于坝头内的水一样，由于这种限制而保留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金银量，和它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相比，必大于其他各国的金银量。
坝头越高越结实，则坝内坝外水的深度的差必然越大。
所以，征税越高，对禁止出口的惩罚越严重，警察执行法律越严谨，则西、葡两国金银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所持的比例相较于其他各国的这种比例，差距必然也越大。
而且这种差额据说是很客观的，在这两国的普通家庭中常常可以看到大量的金银餐具，而再没有别的什么在其他国家可以认为能与这种豪华相匹配或对应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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