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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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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无隐”
，秉笔直书，从史家的主观愿望上看，都是为了追求信史。
但是，或因年代久远，或因文献散佚，或因记注者所记原不确切，或因前人诸说歧异等原因，史家难以对所有的史事都有全面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必然存在着疑问和缺漏。
因此，便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的撰史原则的提出。
孔子在讲到杞国与宋国的制度时，慨叹过“文献不足”
[52]。
他又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
[53]的话。
这两句话至少告诉人们，对于文献，对于史书，都应持慎重态度。
《春秋》记事简略，有的地方会引起人们在理解上的歧异。
因此，《穀梁传》的作者一再指出，“《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
[54]，“《春秋》著以传著，疑以传疑”
[55]。
在这里，《穀梁传》的作者针对《春秋》所记何事说这番话的，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说法从大处着眼，指出了《春秋》撰述中的原则。
这个原则，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上关于信史原则较早的表述。
关于信史原则，后来司马迁作了进一步阐述。
他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写道：
五帝、三王之记，尚矣。
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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