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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群体活动中的共同目标、联合注意，乃至更为抽象的文化实践及产物（如文化制度）之间都是一脉相承，非彼此孤立的，而他们之间联系的基础则起源于社会习俗及社会规范的共同建构（Tomasello，2009）。
总的来看，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同，他们懂得彼此协调，进而使一个个“我”
变成“我们”
，形成诸如合作性狩猎群体及文化制度等复杂的群体组织形式，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人类文明。
同上述理论相对应，研究者关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合作性沟通。
作为人类合作活动和共享意图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合作性沟通涉及一系列特殊的意向思维和推理过程，这些过程最先由格赖斯（Grice，1957，1975）提出，之后则被其他研究者不断扩充和修正（Sperber&Wilson，1996；Clark，1996；Levinson，2000；Tomasello，2008）。
在合作性沟通过程中，沟通主体会通过外部沟通工具对沟通场景及指向事物进行概念化操作，以便传递给沟通对象，收到信息后，沟通对象则会尝试确定为什么沟通主体认为所传递信息会与自己有关。
这种类似“对话”
的过程不仅需要支撑共享意图的相关技能和动机的参与，亦离不开人际意图判断涉及的一系列复杂推理（递归推理）过程。
总的来看，人类对语言的娴熟运用，以及前语言阶段婴儿对肢体语言的运用，彰显出人类沟通的独特性。
而此类沟通背后常存在着一些预先假定。
例如，沟通参与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共享的概念框架系统、沟通过程中参与者能够理解彼此的意图和观点。
上面提到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为我们细化建构人类社会性认知模型提供了可能，而人类思维的社会性层面内容也恰恰是本书关注的焦点。
日常生活中，尽管人类和动物可能会通过演化而来的启发式策略（第一系统加工）[1]解决问题和进行决策，但我们至少和某些动物一样可以通过思考（第二系统加工）来解决很多问题。
具体研究中，着重突出思维研究是很有价值的，它可以使我们集中于某种单一但包含很多重要成分的认知加工过程，这些成分包括：
（1）“离线”
表征经验的能力；
（2）通过模拟或推理对表征进行归因意图逻辑操作的能力；
（3）自我监控的能力及通过模拟事件发生进而做出深思后决策的能力。
显而易见，同其他物种相比，人类的思维有一定的独特性。
但传统思维理论往往很难描述这种独特性，这主要囿于此类理论的预设假定：思维过程的很多重要成分是演化的产物。
所以，本书主要着眼于人类思维的社会性层面内容。
在此前提下，我们可以说，虽然很多物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情境和实体进行抽象表征，但只有人类能够对同一实体或情境进行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表征（最终使人类的“客观”
感成为可能）；相似的，虽然很多动物能够对外界事件进行简单的归因和意图性推断，但只有人类能够对自己或他人的意图进行社会递归和自我反思性推理；虽然很多动物能够监控和评估自己的“功利性”
行为（如猎食——译者注），但只有人类能够从他人或社会规范（标准）的角度进行自我监控和评估。
这些基本的社会性差异让我们得以标定人类的不同思维方式，为简略起见，我们把其称为“客观-反思-规范性思维”
（objective-refleativethinking）。
在本书中，我们将尝试重新建构人类“客观-反思-规范性思维”
的演化起源，这里我们提出“共享意图假设”
（sharediyhypothesis），用以解释人类思维具有的独特性表征、推理及自我监控机制。
依据该假设，我们认为，人类的独特性思维是为了解决社会协调问题，尤其是处理个体尝试同他人合作和沟通过程中所带来的压力这些适应的产物。
尽管人类的祖先类人猿是社会性动物，但它们常常独自生活，同时个体之间更多的是竞争关系，所以它们的思维更多围绕着个体目标的达成。
相比而言，早期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已经迫使人类转向合作的生活方式，这使得人类的思维更多地服务于如何同他人合作，以便达到共同或群体目标，而恰恰是这种变化，造就了人类的不同。
人类思维的演化有两个关键步骤，第一步对应了诸如米德和维特斯根斯坦这类社会基底理论家们的观点，主要涉及人类狩猎过程中小范围合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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