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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的合作交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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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人类基于共同背景协调他们的行动和注意。
但是以更复杂的方式协调——比如说，在合作时的各种意外情境中，扮演特定角色或者计划一系列的联合行动——要求一种新的合作交流形式。
古代类人猿的手势和声音无法完成这种协调工作。
它们无法完成的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些物种的构造完全是以服务自我为目的的，而这种方式恰恰不能适应朝向联合目标的互相合作。
其次是因为它们只在直接调节他者的行为中尝试使用手势和声音，而这无法适应依据外界情境和实体来协调行为和意图的需要，如合作觅食的情境。
托马塞洛（Tomasello，2008）主张并举证说明，独特的人类合作交流的第一种形式是自然的指示手势与手势语，用以帮助他人、告知他们与之相关的情境。
指示手势和手势语是人类普适的，甚至讲不同习俗语言的人也可以用它们来进行有效的交流，至少在有一些共同背景的情境下是如此。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共同基础的背景，在其中有一套极其丰富而深刻的人际的意图和推理。
如果我为你指示了一棵树的方向，或者打手势给你指了一棵树，但没有共同背景的话，你无从推测我试图要向你交流什么或者为何要交流这个。
因此指示手势和手势语造成了早期人类社会协调的新问题——不只是在与他人协调行为之中需要，而且在协调意图状态之时也需要——解决这些新的协调问题需要新的思维方式。
交流的新动机
在联合合作活动中，搭档是互相依赖的，正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而去帮助另外一个人扮演好角色。
这是人类交流中新动机的基础，其他猿类是没有的（Crockfordetal.，2011，有一个可能的例外），换句话说，是通过告知另一个人与之相关的情境信息的动机。
这种动机的浮现得到了联合合作活动的情境中一些事实的辅助，指导**流和告知**流并没有清晰的区别——因为搭档们的个人动机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因此如果我们一起搜集蜂蜜，而你不知道该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可以指向一根棍子，我的意图是指出你可以使用它，或者，另一种可能是，我指向一根棍子，仅仅告诉你它的存在——因为我知道，如果你看见了它，你很可能想要使用它。
当我们一起朝向联合目标工作的时候，这两种方式都管用，因为我们的利益是如此紧密一致。
因此这个演化假设是，早期人类第一个合作交流的行动，就是联合合作活动中的指示手势，这背后的交流动机，还未从请求性和告知性之中分化出来。
但是在某个时刻，早期人类开始理解他们和其他人的相互依赖，不仅仅是在合作进行的时候，而且是更普遍的：如果我最好的搭档今晚饿了，我应该帮助她，这样她明天打猎的时候状态才会好。
而且在合作行为之外，我为了自己的利益向你要求帮助，以及我为了你的利益告诉你有用的事物，这之间的差别变得非常明显。
所以早期人类出现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指示交流的动机——请求性的和告知性的，这是每个人都会理解并发出的。
当类人猿在实验中一起工作的时候，几乎任何形式的意图交流都完全不存在（Melisetal.，2009；Hirata，2007；Povinelli&O’Neill，2000）。
当猿类在其他情境下互相交流的时候，总是命令性的（Call&Tomasello，2007；Bullial.，2011c）。
完全相反的是，当人类幼儿一旦可以与他人进行有意义的合作，在14～18个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能够协调联合行动的指示手势（Bro;Carriger，1990；Waral.，2006，2007）——同样，他们带着一种模糊性的告知，旁观者并不知道他们的动机是请求性的还是告知性的。
但是，同样是在合作活动之外，甚至是12个月大的婴儿有时也会用指示来简单地告诉他人这样的东西，如一个要被找寻的物体的位置。
利斯考夫斯基等人（Liszkowskietal.，2006，2008）将12个月大的婴儿放在不同的情境中，他们看到成年人会错误地放置一个物体，或者找不到这个物体了，然后成年人开始搜寻它。
在这些情境下，婴儿会向成人指示那个被寻找的物品（比起那些成人不需要的但是被错放在某处的分心物，婴儿更会指向成人要找的这些物品）。
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没有表现出自己想要这个物品的任何信号（没有哭闹、伸手够等）。
婴儿仅仅想要告知对方，那个被找寻物品的所在之处，以此来帮助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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