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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常存冰渊惴惴之心
办法之二，叫“常存冰渊惴惴之心”
。
为人处世，必须常常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时处处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才不致铸成大错，招来大祸。
曾国藩总结说：“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
。
“天命”
，在曾国藩看来，是至高无上，而又不可知的东西。
今天来认识“畏天命”
，当指不要违背已被人们认识的，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自然规律。
用曾国藩本人的话说，“畏天命”
，则“不敢丝毫代天主张”
；“畏人言，则不敢稍拂舆论；畏训诫，则转以小惩为进德之基”
，这样，才可以“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
3.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
办法之三，叫“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
。
他深刻地指出：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曾国藩的这番话，是他自己经过几十年磨炼之后的经验之谈。
道光年间，他在北京做官，年轻气盛，傲气不小，“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初1851年，在长沙办团练，也动则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意气甚深；咸丰五至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当地官员时有龃龉。
咸丰七至八年在家守制时，经过一年多的自省，他才开始认识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
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
余“性格向来倔强，不善于与地方官联络感情，经常意见不一。”
“我生平执拗，道德上孤傲；说话不多，写东西近乎诉讼。
静下心来默默省察过失，我处处获罪于别人，不外乎两个原因。”
这种深刻的反省，使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在官场中的为人之道。
曾国藩第二次从戎后，开始吸取以往的教训了，咸丰八年（1858年）十二月给诸弟报告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诸人难以相合，几乎到了处处碰壁的地步，这次换了办法，才稍稍安定了些。”
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他又写道：“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情’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傲’字。”
曾国藩晚年更加成熟，不止待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即对于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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