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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是必须要离开的，她要沿着自己追求方向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国。
此时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继母已沦为贫民，仍时不时地去吸鸦片。
1953年张志沂肺病去世，张子静匆匆赶回去送葬，且给姑姑打了电话，姑姑只应了一声：“晓得了。”
虽然张爱玲两部电影剧本反响极好，但之后又悄然无声了，1948年至1949年期间一字未动。
没有稿费来源让张爱玲生活变得十分拮据，当她给胡兰成最后一笔钱后，便与姑姑搬出了郝德路19号。
张子静回忆说：“姐姐的家是越搬越小了。”
这时民国政府的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物价飞涨，物资短缺，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哪有心情读书。
在极度窘迫的情形下，上海大多杂志社与报馆也悉数关闭，只剩下民国政府支撑的几家政治性刊物，一些作家即便想发表作品也无处可投，连闻一多这样的文学大家也要挨饿受冻。
张爱玲与姑姑有间房子避开风雨、有果腹之食已属不易。
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左翼文学及进步作家作品开始大行其道。
张爱玲对这些新文学形式感觉很吃力，虽然她政治敏锐性很差，但对文学感知还算强。
张爱玲也清楚此番潮汛涌动大有不可逆转之势。
左翼文学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们更关注社会底层人的艰辛生活，更注重社会及政治的现实批判性。
张爱玲并不精通此道，在她笔下更关注十里洋场里中产阶级和小市民的描写，虽然她对这些人也极尽挖苦讽刺和批判，而小情调统统被贴上腐朽糜烂的标签，写了必要遭到质疑，脱离了又不知如何下笔。
眼前的情形，颇让张爱玲大为困惑。
6月，从香港归来的剧作家夏衍担任了上海军管会的文管会副主任。
在这个前景极不明朗时期，上海的小报已全部停刊了，许多出版人去了香港。
夏衍来上海后找到龚之方和唐大郎，对他们说，新中国的上海市不是不要小报，是要扫除低级趣味的小报，创建积极向上的小报。
新小报要推行社会主义新风尚，一改过去颓靡之风。
此言一出，7月间龚之方和唐大郎创刊了《亦报》，原《世界晨报》也改组为《大报》。
两刊一出，马上云集了丰子恺、周作人这些大学者和名作家，一篇篇华彩纷呈且风格明快的文章出现在这两家小报上，也立马解决了上海大批作家学者无刊可写，生活无着落的尴尬境地。
小报能云集这么多优秀作品，这情景在以往简直不可想象。
上海也因实施了新中国正确的文艺方针，整个文化氛围也变得清亮和昂扬起来。
龚之方和唐大郎创刊《亦报》时立即想起张爱玲，两人亲自登门拜访，极力劝说她加入《亦报》。
张爱玲本意是拒绝的，但龚之方和唐大郎的诚意邀请也让她略显为难。
既然是熟人，也不好太过推辞，便应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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