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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类有杂交的倾向（如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不把20万年前这个时间点之后的所有非洲人都看作智人，也就是后来的“现代人”
，似乎是有悖常理的。
但是他们的家园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什么方位？对L3单倍群的数据进行建模表明，人口增长发生在8.6万年至6.1万年前。
东非正是这种情况。
这一地区同样是生物多样性的热点，也是人类基因最多样化的地区，因此东非符合条件。
L3单倍群的意义在于，它是唯一一个在非洲内部和外部的现代种群中都有发现的单倍群。
最大的问题是它什么时候搬到了2号地球的其他地方。
有人提出，7.1万年前苏门答腊岛上多巴（Toba）火山的大规模爆发导致了一个火山冬季，毁灭了亚洲的区域种群，促进了人们离开非洲。
但是这种影响被夸大了，火山灰下落确实可能具有毁灭性，但在其他地方，人口流动和较少的人口数量使快速适应新环境成为可能。
例如，多巴火山大爆发并没有使另一种大型灵长目动物猩猩灭绝。
◎3号地球：抵达萨胡尔古大陆（5万年前）
解剖学、基因和文化创新要素在大陆的汇合，是非洲被视为起源之地的原因。
而萨胡尔古大陆（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则是被定义为全球物种的人类的扩张目标，这一旅程的开启，使他们成为今天孤独的种群，是仅存的还保有原始基因的一支。
6万年至5万年前人类到达澳大利亚，标志着2号地球和3号地球之间的过渡，同时也是深度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
当人们告别2号地球抵达这一地区时，新的单倍群被建立起来，许多表型变异如肤色、头发、身高和面部结构的遗传基础被奠定，这些变异在地区人群中仍然可见。
关于从起源地东进到目的地的路线一直争论不休。
古遗传学家斯蒂芬·奥本海默（StephenOppenheimer）描述了一条从阿拉伯和印度到东南亚的沿海路线，这是一条巨大的扩散弧线，沿途丰富的海洋资源促进了人口增长，并推动了扩散。
同样，北部陆路可以将流动人口带到土耳其到伊朗一线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并从那里到达2号地球的其他地区以及北纬55度的环境边界之外。
两条路线都没有任何考古证据的支持，考古遗传学的时间数据也不可靠。
这就是萨胡尔古大陆的最初定居问题如此重要的原因。
应该存在一条至少70千米长的水上通道，最有可能的方向是从苏拉威西（Sulawesi）到巴布亚西部（ua）的多贝拉伊半岛（Bird’sHeadPeninsula）。
通过放射性碳测定，萨胡尔古大陆年代最早的考古证据来自伊万涅山谷（IvaneValley），它位于东部的新几内亚高地，海拔超过2000米。
在那里发现的石斧和露兜树果壳（Pandanusnutshell）的年代在4.9万年至4.4万年前。
4万年至3.5万年前，萨胡尔古大陆的主要栖息地就已经有人定居，这些地区包括新几内亚的高地和干旱内陆、塔斯马尼亚西南部的冰川地带和北部沿海地区的稀树草原、大洋洲附近俾斯麦群岛（BismarckArchipelago）和所罗门群岛（SolomonIslands）的大型岛屿，这些地点都要跨过海洋。
由于萨胡尔古大陆有明确的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谱系，我们就有可能对扩散速度做出估算。
从多贝拉伊半岛到塔斯马尼亚岛西南部距离7500千米，放射性碳测定其年代跨度为5000年，速度相当于1.5千米年。
这一速度的实现有赖于使用薄片而不是石刀的石器镶嵌制作技术，以及渔民—采集者—猎人的流动生活方式。
北纬55度以北的定居点所面临的挑战不只是极端的寒冷，还有人类定居点的退化。
这些定居点特别强调商品以及亲属关系这样的习俗，它们将人们连接到一个稀疏的区域网络。
假如人口密度低且食物储备缺乏，我们就很难了解人们如何通过可预测的交往和聚集来发挥社会单元的功能。
定居在未受冰川影响的北极地区并走过白令陆桥的人群来自哪里尚不确定，但两个候选地是阿尔泰和贝加尔湖地区，其考古地点可追溯到5万年到4万年前。
其中最早的一处北极定居点——亚纳犀牛角遗址（YanaRhinoSite），在西伯利亚北部北纬71度的地区被发现，其年代可追溯到3万年前。
在北极圈西伯利亚中部相似纬度地区发现了一只被猎杀的猛犸象，其年代可追溯到4.5万年前，它为亚纳的证据提供了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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