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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和黍类提供了很多细节，但它们并不是特例。
大约到公元前1600年，一系列的作物传播已经同一个连续的道路网络结合起来，这个网络连接了欧亚大陆及非洲的大部分地区。
新出现模式的典型例证位于一连串丘陵所形成的接合部，位于高山的坚硬地质和有季节性湍急洪水的平原之间。
其间丘陵的顶部土壤肥沃，水流可控。
这个丘陵地带在培育驯养的跨物种亲密关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远距离连接人群及其资源的关键。
传播的主要驱动力可能是放牧的需求，而不是对农作物或货物的需求。
沿“内亚山廊”
（InnerAsianMountainCorridor）的作物传播形成了一个网络，这一网络随后用于运输一系列其他商品和物品，最终成为丝绸之路的前身。
在这一不断变化的网络的各阶段中，我们可以追踪动物、作物和人工制品的传播，我们也可以反思漫游者自身的身份。
保存着来自世界各地遗物和财富的精英坟墓，十分有利于追踪公元前2千纪晚期的相互关联。
但是对于作物传播的早期阶段，我们依靠的还是作物本身，以及消费的直接证据。
同时期墓葬中出土的人类骸骨的化学成分里保存了消费的证据。
骨骼中碳同位素平衡的差异，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追踪西部作物东移和东部作物西移的方法。
在欧亚大陆西部，最早在不同程度上以源自中国北方的黍类为食的是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人群，他们的饮食方式各不相同。
迄今为止，这些人的坟墓在伊朗、希腊和匈牙利均有发现，年代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之前，个别匈牙利人的历史可能早至公元前6千纪。
公元前2千纪期间，西方黍类消费模式发生了变化。
在这一千年里，我们发现了存在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定期食用黍类的群体。
尤其是后半期，这些群体已知来自俄罗斯、意大利和希腊。
虽然他们对应的是从多种形式的证据中显现出来的、东西方横跨欧亚大陆发生联系的时代，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他们与其他可识别的文化特性有明显关联。
公元前3千纪的早期联系，在公元前2千纪变成一个旧世界的全球网络。
这种形势主要通过普通社会的农产品而非财富遗产，在欧亚大陆各地区得以清晰地呈现。
全球网络的重要节点在印度西北部，到公元前2千纪，那里获得了来自新月沃地、中国的北部和南部、南亚各地以及非洲的作物。
这些都有助于形成一种多熟制，它能够很好地利用冬季和夏季的降水。
正如非洲的农作物，如高粱、龙爪稷、豇豆和扁豆，对史前的印度农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一样，印度的牲畜对非洲牛类的生态适应性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在南亚，瘤牛（zebu）最容易通过其隆起的鬐甲部和下垂的垂肉辨识出来。
它们看不见的显著特征，则在于比起那些鬐甲部不隆起的“似公牛的”
（taurine）近亲，对多变或分散的水资源有更强的适应性。
非洲本土的牛都是“似公牛的”
，对水的需求把它们限制在足够潮湿的北非和西非地区。
在全球联系和资源交换的早期年代的某个阶段，部分印度瘤牛和非洲“似公牛的”
牛进行了杂交。
它们的后代具有抗干旱属性，成为讲班图语的南部移民的重要资源，公元前1千纪以来对非洲的人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被重塑的自然
当智人到达世界上每一个被植被覆盖的大陆的南端时，全球气候已经开始从严酷的冰河时代和新仙女木时期最后一次剧烈降温中逐渐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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