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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流行病学家指出，这场瘟疫的传播媒介非常复杂，携带者多是啮齿类动物而非人类。
无论如何，到1349年，瘟疫在整个欧洲造成了空前的死亡。
一些地方幸免于难，而另一些地方似乎失去了多达三分之二的人口。
严重的症状和死亡之速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大多数受害者的症状表现为严重的疼痛、发烧、呕吐和腹泻，皮肤上有黑斑点，腹股沟和腋窝有鸡蛋大小的肿块。
这些淋巴结肿胀被称为“腹股沟淋巴结炎”
，即鼠疫的流行性称呼。
然而，有人怀疑，那时伤寒、天花以及炭疽等其他疾病也在同时传播，使受害者表现出的症状更为复杂化。
▲在图尔奈（Tournai）埋葬瘟疫受害者。
这是《吉勒·利·姆司斯编年史》（TheiclesofGillesLiMuisis）中一个细节的缩影，姆司斯（1272—1352年）当时是圣马丁修道院的院长。
对法国、英国和荷兰中世纪墓地的研究澄清了一些事实。
从受害者遗骸中提取的古老DNA，有可能重建主要的鼠疫有机体——鼠疫杆菌的整个基因组，并据此确认它是罪魁祸首。
然而，即便能为导致受害者痛苦的疾病赋予恰当的科学术语，但对他们而言也毫无裨益。
在那时，人们往往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归咎于恶灵、女巫和犹太人。
面对这个不断融合互动的世界，阿拉伯旅行家和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总结道：
“一场毁灭性的瘟疫侵袭了东西方文明，摧毁了许多国家，使许多人口消失。
它吞噬了太多美好文明的事物，并将它们消灭殆尽……城市和建筑被夷为平地，道路和路标被抹去，居民点和大厦沦为空城，王朝和部落日益衰弱，整个人类世界都变了。”
在任何地方，鼠疫大流行对人口和心理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
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即使幸存者也为悲伤、恐惧和厄运感所困扰。
据保守估计，欧洲人口从大流行前夕的峰值约8000万人降至1400年的约6000万人。
历史学家认为，北非也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然而，人类社会可能具有很强的弹性。
到1500年，欧洲的人口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中国的人口也从1400年的7500万人反弹到了1500年的1亿人。
在其他地方，由于数据很不完整，无法可靠地引用。
在欧洲，黑死病造成的人口损失导致劳动力短缺，这也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
农奴制近乎消失，因为农奴逃跑变得很容易。
熟练的农村工人（铁匠、磨坊主、木匠）能够赚取更高的工资。
如果当权者压制这些变化，就可能发生叛乱。
由于农民分散而居，组织长时间的抵抗存在困难，所以大多数起义规模有限且时间不长。
不过也有特例，英国瓦特·泰勒（WatTyler）领导的1381年农民起义，是18世纪前欧洲最大的民众起义。
起义军穿过英格兰东部三分之一的地区，进入伦敦，他们要求结束农奴制，并要求废除对庄园领主的义务。
他们的愤怒带来了杀戮，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之死以及其他暴力事件。
同样，当权者在镇压叛乱时不遗余力，甚至更为广泛地使用暴力才平息了起义。
瓦特·泰勒起义失败后，一些农民获得了土地，其地位得到提高，但还有许多农民仍然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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