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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渡一事，是宁绍出入要路，捐钱者必多，前司于长发（统治者对太平军的诬称）未扰时，亦曾捐银千两，各衙门亦皆有捐，交胡（光）墉经管，收复之后，胡（光）墉亦不能置之不办。
从这条史料看，钱江义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已开始筹划，而且府署官员多有捐助，并非像有的文章所讲的是胡雪岩独资兴办。
当时，杭州钱塘江上还没有一座桥梁，对江绍兴、金华等上八府一带的人进入杭城都要从西兴乘渡船，到望江门上岸。
而当时的叶种德药店设在望江门直街上，所以生意非常兴隆。
而胡庆余堂则设在河坊街大井巷，仅靠杭嘉湖等下三府顾客，很少有上八府一带的顾客上门。
对一家商号来说，要在竞争中站稳脚根，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因素都要具备，但是，如何才能改变这“地利”
上的劣势呢？
胡雪岩曾亲自到码头调查过，一位船工冲口而出：“要让上八府的人改道进杭城，除非是你把这个码头搬个地方！”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胡雪岩从码头回来，心里亮堂堂，主意也就拿定了。
他又沿江实地考察，了解到从西兴上船过江，航程长，江上风浪大，容易出险。
胡雪岩选择了三廊庙附近江道较窄之处，决定在这里投资兴建义渡，把船码头“搬过来”
，让上八府人改道由鼓楼进城。
码头很快就修起来了，胡雪岩又出资造了几艘大型渡船，不仅可载人，还可以载车和牲畜，而且免费过渡，又快又稳又省钱，上八府的人无不拍手称好。
这一来，胡庆余堂在上八府顾客中的知名度提高了，上八府的旅客也改道由鼓楼进城了。
胡庆余堂的地理劣势转为优势了，叶种德堂的生意随着义渡的开通迅速冷落。
真可谓“一石三鸟”
之举。
据这条材料，胡雪岩开设义渡是出于与杭城另一家著名药号叶种德堂抢顾客、兜生意的需要。
对钱江义渡的起因虽然说法不一，但大致还是能勾勒出一个轮廓：在太平天国进军浙江前，地方政府就已将官员捐资交给开钱庄的胡雪岩，筹划义渡之事，只因时局动**，中间停顿，清军卷土重来后，胡雪岩着手主办此事，并捐有巨款。
胡雪岩创设义渡后，临时设有趸船，以便过客待渡，渡船每天开约十余次，一般顾客不取分文，只有干苦力的人来过渡须代船夫服役片刻，由于设义渡是众人受惠之事，干苦力的也乐于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钱江义渡还设有救生船，遇有风高浪急时，渡船停驶，救生船便挂了红旗，巡游江中，若有船只遭遇不测，就不避风浪险恶，飞快行驶过去救援。
钱江义渡的开办使胡雪岩的善名不胫而走，而且义渡便利了上八府与下三府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胡雪岩的经商活动也大有裨益。
需要一提的是，虽然义渡的船只比原来用于渡江的渔舟宽大，方头平底，行驶平稳，但还是全靠人力摇、风力送，逢急流、大潮，往往只好在南北两岸高悬白旌旗，封江停渡。
光绪年间，胡雪岩破产后，义渡无法继续维持，浙江旅沪七邑同乡会常务董事之一的俞襄周策动同乡会向社会各界募集基金，接办胡氏义举。
俞襄周向上海外商购得小型机轮一艘，用以拖带原有的木质渡船，后来又置办铁壳柴油机轮四艘。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组成义渡局，归省府领导，改民营为官督民办，仍免费过渡。
现在的钱江南岸码头是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废墟上重建的，一切设施更加完善。
以上只是胡雪岩善举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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