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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挣脱羁绊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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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上述论文进行一番概观后，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近代知识具有非常显明的非自明性特征，当将一个个体系化和概念化的历史知识还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时，历史学原来始终处在岸本美绪所说的“不安”
状态。
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欧美、日本和中国等历史学界相继出现了所谓“社会史热”
的研究趋向。
在回顾社会史兴起的早期历史的时候，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在《为历史而战》中曾经说过，他和马克·布洛赫之所以选择所指宽泛、意思暧昧的“社会”
一词，“是按照历史之神冥冥之中的指引”
，“在自由的批判和主导精神”
下，不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而是“让过去人群浮出地表，在可能的社会框架下，按照时序研究其多种多样的活动和创造”
。
为此，既要“撤除藩篱，进入邻居的庭院”
，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又要将个案研究置于社会全体的历史语境中，不断地为探讨下一个问题敞开门户。
[22]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学者通过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描述把结构化、概念化叙述模式里的“历史”
营救出来的努力，可以说是社会史重新回到费弗尔所说的原点的返祖现象。
但是，这种社会史热如一贴“镇静剂”
，只能暂时缓解历史学的“不安”
，不久人们即发现社会史对历史的细分化的努力，根本没有消解历史学的“不安”
，因为“不安”
的源头来自对历史学本身的质疑：在“语言学的转向”
的挑战下，史家必须思考历史记录和叙述行为所依托的知识和思想背景，历史是怎样被表象化的，这种表象化多大程度上记录屏蔽了历史等问题。
一言以蔽之，历史是怎样被叙述出来的，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历史学那里一直是不证自明、无须深究的问题。
这样，当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在本文一开始所论述的知识社会学层次上来考虑，便可清晰地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知识社会”
（ky）或“情报社会”
（informatioy）的空间里，正如伯克概括一位经济学家席勒（Schiller）的主张时说的，“知识业已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必须回答情报应该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以及应该将其视为商品呢，还是应该视为社会财产”
[23]。
可见，当历史学被制度化并成为属于特殊群体的独占物之时，不要说对历史整体的揭示，就是历史书写本身也是某种知识权力的产物。
在历经“语言学的转向”
后，学者们试图打破这种监视下的历史书写——对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相对化即如此。
岸本美绪和杨念群分别以各自的方式触及了该问题。
岸本在《场、常识与秩序》强调历史研究者用自己的感觉直接接触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由此而获得的知识，对于我来说只要是有效的就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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