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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西方民族诗情的宏伟性和整体性也许与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生态方式有关，而中国的农耕文明则决定了诗情的真切、简短、随性。
《诗经》是四言为主的诗体。
用如此简洁的汉语短句表达出如此经典的喜怒哀乐，又表达得那么大气从容，实在让我佩服。
现在不少人在呼吁让孩子们从小读古代经典，开了好些篇目，但奇怪的是，居然没有《诗经》。
可见那些人只愿意向孩子们灌输教条，而不是诗情。
实际上，当年诸子百家在黄河流域走来走去的时候，心中总是回**着那些诗。
这是当时上层社会的风尚。
墨子行走十天十夜，他看到树丛，看到炊烟，看到草堆，脑子里一定会出现《诗经》中的相关句子，更不要说孔子、孟子了。
《诗经》是一种集体话语，到了屈原，变成了个体话语。
这就使他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
屈原与诸子百家也不一样。
诸子百家中很多人都有一种“大道尽在我心”
的导师形态、教主形态，像一尊尊雕塑一样矗立在门徒们面前，等待他们提问。
屈原正好相反，他觉得自己有浑身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他完全不知道用什么去训导别人。
他要呈现的，是自己内心的全部苦恼、哀怨、分裂。
他没有雕塑般的坚硬，而有一种多愁善感的柔软。
他不认为世间有多少通用的哲理，只担忧杜鹃叫得太早，群芳谢得太快。
我这么一说大家都听出来了，这么一个孤独人物的出现，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丛治辰：《诗经》作为中华先祖的歌吟，确实是一种集体话语，我觉得这可能与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早期文明长期活跃在黄河流域的旷野千里，那里适合于聚族而居、相邻而居；而在屈原被放逐流浪的地方，交通不便，物产却丰裕，适合满足个体生存，于是就容易产生个体化的诗。
秋雨老师，您也曾在一本书中说过，《诗经》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而屈原第一次告诉我们，什么是诗人。
余秋雨：诗人是一种个体精神的审美自立。
诗人的自立与思想家的自立不同，需要有一种自然环境的诱发，或者说，有一种天人之间的互动。
你说到他的流放地交通不便而物产不乏，保障了精神上的个体生存，这说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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