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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有，正是这样教育的结果。
再加上一种上下沿袭的官场生态，更使这种文风变得合法，广为传播，得不到任何控制。
所以我想，你们年纪还轻，是不是一起来帮帮中华文化，做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胡适、鲁迅他们做过的事情，让大家在正式场合重新学讲人话，“文起八代之衰”
。
除了中国的文学前辈外，我还想用法国作家雨果的例子来勉励你们。
法国漫长的古典主义传统中也积累了大量华丽、刻板、削足适履的文字模式和戏剧规程，一度还被看成是上层社会的文明标志。
连莎士比亚的戏在巴黎演出，也因为有不少生活中的普通语言而被拒绝，认为“太俗”
。
雨果决心冲破这一精致的罗网，花了极大的努力与巴黎民众的审美习惯搏斗，甚至组织起了一支青年文化“铁军”
，领头的就是戈蒂埃——后来现代派诗人的代表者。
大家知道雨果终于胜利了，在雨果之后，法国成了现代艺术最有创造力的中心。
我们现在的语文套路，既比不上雨果面对的法国古典主义，又比不上中国古代的骈文，因此更不值得留恋。
诸丛瑜：我觉得这种令人厌烦的文风还是与教育制度有关。
很多语文老师也许并不是不知道这样一种体例对文学本身是一种伤害，但我们用标准化考试来衡量本来不可以标准化运作的文学，所以老师才教学生这样做。
中国的这种“考试文化”
，可能在世界上也已经成了一种特殊现象。
余秋雨：对，考试制度是一种诱导。
明清以后的八股文，就是科举考试培养出来的怪胎。
好，说过了一系列现代的反面现象，我们可以回到司马迁的写作特色了。
他一路朴素，反而使他的叙事魅力毕现。
他向我们证明，中国语文的最高本领是质朴叙事，而不是抒情铺陈。
在质朴叙事的过程中，司马迁还会有一些警句、格言式的点化之笔，提挈全篇。
这也就使质朴与哲理互相呼应。
我想问一下各位，《史记》中有哪些话，被你记住了？有没有语言艺术上的原因？
王安安：我发现一个规律——一个句子里动词比较强的话，就会很生动、简洁、直指人心。
比如，司马迁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从戏剧的角度来看，这些句子是充满动作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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