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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7年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到上海沦陷，上海共迁出的民营工厂约达150家，工人2500多人，机器物资1.46万吨（未迁出上海的工厂有2270家）。
内迁的工厂第一步先迁到武汉，第二步再迁四川，大迁移几乎都是冒着敌机炮火危险前行的。
上海的高等院校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为延续中国的文化命脉，保存中国教育实力，尽可能地使学校和固有设备得到保存，国民政府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作出了学校内迁的决定，分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选择比较安全地区以便转移之准备，主要迁往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地。
部分科研机构也随之内迁。
1937年9月，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带领百余名学生迁往江西庐山。
当时，复旦的重要档案、文件、部分贵重仪器、图书和设备，装成十个大木箱，从淞沪铁路江湾火车站出发，向江西方向进军，在江西暂存两月余。
12月，南京失守，江西吃紧，复旦师生继续内迁。
历经数天，师生们由九江、武汉、宜昌一路辗转来到重庆，到了重庆千厮门码头，受到重庆复旦校友等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这次大迁徙，是复旦校史上极为光彩的一笔。
师生们不惮艰险远行千里，显示出国人绝不屈服于日寇的民族气节。
复旦以北碚对岸夏坝数百亩土地为校址，开始了八年的教学生活。
夏坝原名“下坝”
，复旦新闻系教授陈望道取“华夏”
之“夏”
，将其更名为“夏坝”
，寓意华夏，寄托了复旦师生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民族未来的憧憬。
抗战期间，内迁西南的高校有100多所。
时至今日，复旦北碚旧校址是唯一留存下来的。
战争年代办学，条件极为艰险，师生受冻挨饿，不时面临死亡威胁。
教务长孙寒冰教授等师生七人，即在日机轰炸中不幸遇难。
但复旦师生仍然精神饱满，生机勃勃。
在北碚旧址的上空，敌机的轰鸣交织着朗朗的读书声；在沿江的斜坡上，总有三两成群的复旦学生在晨读、辩论，青春的热情呼和着奔腾的江水。
孙寒冰先生在这里继续主持国内外最早的文摘形式刊物《文摘》，出版《文摘战时旬刊》，宣传抗日救亡，并在国统区里第一个刊登《毛泽东自传》，成为民主进步的一面旗帜。
由此，复旦成为大后方办得有声有色的学校之一，被誉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
。
夏坝也与重庆沙坪坝、成都华西坝，并称当时著名的“文化三坝”
。
在重庆办学的八年里，复旦大学培养出3000多名优秀学生，许多学生积极投身革命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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