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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寄寓”
与“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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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易传》卷七云：“性，所以成道而存存也。
尧舜不能加，桀纣不能亡，此真存也。”
尽管朱熹把苏轼“性非善”
的观点视为异端，但对这句话却很欣赏，因为程朱理学讲“性”
，也是“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的。
此在本书第二章中已有阐论，这里重提，是为了说明，宋人都将“性”
视为人的生命本体（尽管对“性”
的理解有种种不同），也都将保存这种本性视为人生的终极价值。
周、程（颢）一派正是以此作为“颜子之乐”
的哲学根据。
但依苏氏的学说，“存性”
的方式有“独存”
与“寄寓”
两种，“独存”
为颜子所至之境，苏轼本人则更提倡“寄寓”
一义。
“寄寓”
于入世的各种创造活动，而同时能反省和保存超越本体“性”
，这才使“寄寓”
者既依托于大地，又背负着青天。
所以，“存性”
不但在理论上是“寄寓”
的逻辑前提（不“存性”
就谈不上“寄寓”
，而是陷溺于世俗了），在现实的人生过程中，它也是“寄寓”
的目的，即通过丰富的人生实践来证悟、了解“性”
的真谛。
我们谈论苏轼的人生哲学，最终还是要讲到“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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