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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内阁错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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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洵（1886—1949），醇亲王奕譞第六子，光绪帝弟。
1889年晋辅国公，次年又晋镇国公。
1902年袭贝勒，1908年加郡王衔。
辛亥革命虽然说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是要终结皇权，重建民权，但就这场革命具体情形说，显然具有偶发性，并不是历史因果链条中的必然。
导致这个偶发事件的是两件事：第一件是清政府不慎将责任内阁办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第二件是这个皇族内阁发布的第一号文件，竟然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此将清政府先前十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经济改革全盘颠覆，甚至连带着将清政府送进了历史。
清政府对立宪的让步
责任内阁是君主立宪国家的必然选择。
所谓君主立宪，其实就是用宪法去约束君主的权力，将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权力交给内阁；君主在许多时候不再处于权力要冲，不再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觊觎的焦点。
清政府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对此已有足够政治考量。
后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日程，成立责任内阁始终是立宪预备中的应有之义，并没有什么人对此产生怀疑。
这一点在朝野之间早就达成了共识，并不存在障碍。
朝野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时间，即何时召开国会，何时发表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
从朝廷的立场说，他们希望按照预备立宪清单一步一步去实现；而政治情绪被调动起来的民众，由于外交危机一再刺激，总希望朝廷根据变化的情形调整方案，尽早召集国会，成立责任内阁。
那几年一波又一波的国会请愿运动，其主旨就是这样几件事。
对于民间呼吁，朝廷其实一直给予善意回应，并未断然拒绝民众呼声。
但要立即召开国会宣布责任内阁，还是觉得太过草率，毕竟这关涉国家管理体制的大变化，丝毫马虎不得。
朝廷的态度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但是民间对此并不领情。
1910年8月，各省请愿国会代表作出决议，宣称国会不开，各省均将倡导“不纳税主义”
，要求各省咨议局在国会召开之前，不得承认新租税。
这就将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性冲突转化为一种政治对抗了。
更为蹊跷的是，这种政治性对抗并不仅仅表现在朝野之间，并不只是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分歧，而是随着立宪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越来越严重的权力冲突。
地方督抚逐渐站在了民众尤其是立宪党人一边，俨然成为朝廷的对立面，这对朝廷后来的决策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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