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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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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政治改革确实是为了消弭革命，为了共建一个和谐社会，而且也只是短短两年时间，清政府主导的政治改革就取得了惊人成就，一拨又一拨的革命者离开革命阵营回国了回归了，义无反顾投身到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中来了。
过去我们不理解这些转变，总是以异样眼光将他们视为叛徒，视为清政府的鹰犬。
其实，从大历史背景重新观察，我们发现不论是作为生命个体，还是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这些革命者不再革命，都是善莫大焉。
晚清十年，革命与改良处在竞争态势：革命进入了顺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政府主导的改良陷入了泥潭；而当改良进入了坦途，一般地说，革命可能就陷入了低谷。
这种跷跷板的政治现象对于绝大多数略怀政治情怀的青年读书人来说，或许昨天还是一个革命党人，今天却因认同了清政府的政治改良而转变，明天又因为发现清政府的政治改良不彻底不真诚，又放弃了改良而投身革命。
对于这些现象，那一代亲历其事的人多能理解，并不会从政治操守上评价这种摇摆或跟风。
但到了后来，到革命成为一种绝对价值观之后，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摇摆，特别是从革命摇摆回改良的人们，总是或多或少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刘师培或许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一个激进青年的成长
如果从其家族家庭背景说，刘师培出身于江苏仪征的大户人家，诗书传家，书香门第。
其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刘贵曾，都是恪守乾嘉汉学传统的大学者。
更令人感佩的是，刘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学问就是一部《春秋左氏传》，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在这部经典的注释、理解、阐释上下功夫。
如果没有他们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很难弄明白《左传》中的人和事。
浓厚的文化氛围，相对小康的经济基础，使刘师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饱读经史，过目成诵，记忆力、理解力非凡，有“神童”
之誉，因而也被其家族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够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道路上步步登高，捷报连传，中秀才，得举人，成进士，点状元，直至成为王者师、人上人，光宗耀祖。
然而，或许是因为刘师培太聪明了，或许因为他少年得志太顺利了，他在1901年十八岁那年中秀才，第二年一鼓作气得举人。
第三年，他原本准备梅开三度，成进士。
不料竟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名落孙山。
传统士大夫的科举考试已成强弩之末，清政府在1901年新政开始后，更多的有志青年都看到未来出路可能不在科举考试上，而是要有海外经历、留学背景，要有新知识。
所以，刘师培在1903年初次失败后并没有心灰意冷，他只是学会了选择，选择了放弃，放弃家族长者对他的期待，放弃继续沿着中进士点翰林这条老路亦步亦趋。
学会放弃的刘师培并没有像其他失意学子那样闷闷不乐整天焦虑，而是在归途中一路游山玩水，拜师访友，经徐州，至扬州，又到镇江、南京，先后拜访缪荃孙、杨文会，并意外结识了章太炎、章士钊等学问好、思想新，且具有反满思想的革命志士，刘师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根本改变。
那一年，章太炎三十四岁，刘师培不到二十岁。
章太炎不仅在学术界享有相当声誉，受到江浙知识界大佬垂青、表彰与提携，而且章太炎自从走出诂经精舍，一再在学术圈惹是生非，与康有为、梁鼎芬等成名学者斗嘴骂架；与政治大佬张之洞、李鸿章勾肩搭背，然后不欢而散。
特别是他说话不知轻重不计后果，已经多次被清政府列为危险分子，受到通缉。
此时，章太炎正躲在租界里与一批反政府反体制的年轻人一起鼓吹排满革命，年轻的刘师培受到他们的感染，毅然决然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中国教育会的成员。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等志士被抓捕被审讯被判刑，但这都没有吓倒刘师培。
刘师培反而因此更趋激烈，因沙皇俄国拒不从东三省撤军，而与蔡元培、叶瀚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
，创办《俄事警闻》，日以危言警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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