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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的主力，不是过去农民起义中的草莽英雄，而是经过近代思想训练的新式军人。
清政府当年创办这支军队，原本是鉴于甲午战败的教训，整军经武，用东西方各国的新办法训练一支新式军队。
应该说，经过几年的训练，这支军队已经彻底取代了先前的旧式军队，不要说什么绿营八旗那些旧建制，即便在过去为清皇朝立过大功的湘军、淮军也没有办法比。
领导湖北新军起义的，并不是新军高阶层将领，而是中下级军官，如孙武、邓玉麟、蒋翊武、刘复基、刘公等。
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接受过君主立宪、革命、改良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他们对国家大事有一种本能的焦虑，所以当皇族内阁出台后，他们理想中的君主立宪成为泡影，这就是他们首举义旗登高一呼的真实原因。
这个具有鲜明政治诉求的举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索饷或哗变，而具有政治革命的性质。
更重要的一点是，湖北新军和北洋新军一样，都是受过近代教育的新式军队，所以他们在起事时，格外注意不扰民尤其不去影响外国侨民的生活和生意，主动宣布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将冲突限定在南北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上，不将人民拖入战争，更不绑架人民成为战争的抵押。
湖北新军的文明之举赢得了列强认同，所以才有各国领事继而各国公使、各国政府宣布南方革命党、湖北军政府为交战的一方，将南北战争定位为中国内战，列强不偏袒不介入，这就为革命党、为湖北军政府赢得了时间赢得了空间。
湖北新军的领袖，除了先前的张之洞外，此时最重要的领导人当然就是黎元洪。
湖北军政府在黎元洪等人领导下，在黄兴等革命党人的参与帮助下，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了相当发展，各省革命党人或新军将领在湖北新军示范下，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朝廷，这就使全国局势迅速演变，对清政府来说无疑是日趋恶化。
神使：立宪党人
当武昌起义发生之初，朝廷迅即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部前往武昌予以镇压，然而皇族出身的荫昌或许真的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政治危机，或许其皇族出身也是个障碍，于是清政府很快起用三年前弃用的汉人能臣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在清末民初获得“非袁莫属”
的声誉，那真不是浪得虚名，而是他在几乎举国一致要求民主共和的时候，中流砥柱般地坚守十几年君宪主义立场，期望在大清皇朝既有政治架构中化解危机，推动中国政治进步。
只是到了后来，当君宪主义实在无法被各方所接受的时候，袁世凯借力发力顺势而为，承认君宪主义已经属于历史，接受以民主共和为南北和谈的主轴。
在这一系列冲突、谈判过程中，最值得观察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就是立宪党人。
在预备立宪运动中，主要的推动力量就是这批立宪党人，他们的态度决定了辛亥革命的发生及其后果。
当他们向朝廷发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请愿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认同朝廷的权威，是把立宪当作自己的事去做。
然而朝廷辜负了立宪党人的期待，无视立宪党人的请求，以蛮横的态度和手段去处理立宪党人的可怜要求，从而用自己的手将这批改良主义者推到了政治对立面。
立宪党人对清政府越来越失望，对革命也就由先前的反对转为同情。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立宪党人或主动光复，或帮助、协助各省新军起义，脱离朝廷，很快形成十四省独立的阵势，继而促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筹建，促动并把握了南北和谈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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