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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目的的行动使人类超过低级创造物；有目的的写作，有目的的模仿，使天才区别于渺小的艺术家。”
所以戏剧是有目的的，剧中人物也应该具有自觉的目的性。
他还在第七十篇中把这种内心的活动称为“感情和精神力量的自然”
，视之为好的剧作的不可或缺的成分。
当然，他所谓的目的还带有明显的道德色彩，不主张任何目的都值得描写。
莱辛的观点典型地体现了理性主义时代的特点。
狄尔泰认为，理性主义者的最高理想为：“个人的独立，人对自然的统治，培育民族的法制国家”
[56]。
莱辛推崇的人物也是如此。
《汉堡剧评》的第九十一篇，谈论了性格的普遍性。
他在第九十五篇中曾说：“就第一层意思来说，普遍的性格是这样一种性格，在他身上集中了人们从许多个别人，或者从一切个别人身上观察来的东西。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超载性格’。
这与其说是性格化的人物，毋宁说是拟人化的性格观念。
但就另一层意思来说，普遍的性格则是这样一种性格，体现了某种平均值，体现了一种中间比例。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常见性格’，不仅性格是常见的，而且性格的程度和限度也是常见的。”
[57]他在这一章具体地探讨了喜剧性格的普遍性，并触及悲剧性格的普遍性。
假如喜剧作家采用了某个真实的人名，应当根据普遍性来展现人物，不必拘泥于真实人物的某些偶然的个性。
他说：“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宁可选择虚构的遭遇，而不选择真实遭遇，但仍然让人物保持真实名字。
这是出于双重理由：第一，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照这个名字想象一种在其普遍性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第二，因为真实名字似乎跟真实事件是分不开的，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比不曾发生过的事，更令人置信无疑。”
可见剧作家既要积极利用真实的人名，又要超越于个性之上，尽量表现共性。
他还指出，“悲剧的性格必须像喜剧的性格一样，是具有普遍性的。”
这个观点和传统的欧洲戏剧观有一定的区别，莱辛之前很多人认为悲剧描写的是个性，但莱辛认为悲剧也得以普遍性为依据。
莱辛的性格观是戏剧理论中的重要财富，但我们不能视之为一成不变的教条。
到了后现代主义时代，有些作家故意塑造那种前后矛盾的、没有明确目的性的人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虽然主张理性地看问题，但本身也有不少偏见，例如说，他认为土耳其、苏丹等东方国家的君主只能是没有理性的独裁者。
这是赛义德曾经批评过的典型的东方主义。
延伸阅读文献
1.狄德罗的《论戏剧诗》中讨论人物性格的部分，见《狄德罗美学论文选》，徐继曾、陆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意］皮兰德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前言》，见《寻找自我》，萧天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9。
■经典文献
第三十四篇
176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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