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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说，真实的名字追求具有普遍性的事，并不亚于追求具有个别性的事。
阿里斯托芬用苏格拉底这个名字，不单单让人嘲笑和怀疑苏格拉底一个人，而是让人嘲笑和怀疑一切以教育为名笼络了一群青年人的诡辩派哲学家。
危险的诡辩派哲学家都是他的对象，他称这个对象为苏格拉底，这是因为苏格拉底以这样一个诡辩派哲学家名噪一时。
因此，有许多特征是与苏格拉底根本不相符的。
这样，苏格拉底便可以在剧院里有恃无恐地站起来，让人进行比较！
但是，假如把这些不相符的特征说成是恶意中伤，而根本不愿意承认它们是对个别性格的扩展，是把个性提高为普遍性，那就大大误解了喜剧的实质！
在这里，关于希腊喜剧采用真实名字的问题，可以列举许多例子，对此，学者们尚未进行过与实际情况相称的精确分析。
应该说明的是，这种采用真实名字的情况，在比较古老的希腊喜剧里并非普遍现象[59]，只有个别作家敢于偶尔这样做[60]，因此不能把采用真实名字视为这个时期喜剧的明显特征[61]。
事实证明，采用真实名字被以明确的法律形式禁止以后，总有某些人物被指名道姓地宣布为要么不受这种法律的保护，要么被默认为不受保护。
在米南德的剧作里，就有许多人被点了真实名字，受到了嘲笑[62]。
不过，我不必离题太远，再去列举许多别的例子。
我只想谈谈悲剧运用真实名字的问题。
阿里斯托芬作品里的苏格拉底，不是也不应该是表现叫这个名字的单个人。
这种空虚而危险的书本知识人格化的典型之所以被命名为苏格拉底，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家都知道苏格拉底是这样一个误人子弟的骗子，部分原因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识破这种骗子的面貌，只有对于与苏格拉底的名字相联系并将进一步联系在一起的地位和性格的理解，才决定作家对于名字的选择。
同样，对于我们所熟知的莱古鲁斯、卡图、布鲁图斯这些名字的性格的理解，也是悲剧作家之所以给他们的人物取这些名字的原因。
他在舞台上表现一个莱古鲁斯，一个布鲁图斯，不是为了让我们熟悉这些人的真实遭遇，不是为了唤醒我们对这些人的记忆；而是为了用这样的遭遇来娱乐我们，这样的遭遇是具有他们那种性格的人，完全可能遇到，并且一定会遇到的。
不错，我们从他们的真实遭遇当中，总结出了他们这种性格，但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他们的性格会使我们重蹈他们遭遇的覆辙；它完全可以更直截了当地，更自然地把我们引向跟那种真实遭遇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截然不同的遭遇，好像他们同出于一眼清泉，却是经过看不见的迂回曲折的道路，穿过不同的地带淌出来的，是这路途污染了它们的纯洁。
在这种情况下，诗人宁可选择虚构的遭遇，而不选择真实遭遇，但仍然让人物保持真实名字。
这是出于双重理由：第一，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按照这个名字想象一种在其普遍性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第二，因为真实名字似乎跟真实事件是分不开的，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事，比不曾发生过的事，更令人置信无疑。
头一条理由是从亚理斯多德的见解的含义中产生出来的，是以这种见解为基础的，亚理斯多德没有必要更详尽地阐述这个见解；关于第二条理由，将在别处另行论述。
这条理由现在与我无碍，所有的注释家对于这条理由，也不像对于头一条那样，产生那么多误解。
现在回过头来谈谈狄德罗的主张。
如果我可以认为自己正确地解释了亚理斯多德的论点，那么我也可以认为，通过我的解释证明，事情不可能与亚理斯多德的教导背道而驰。
悲剧的性格必须像喜剧的性格一样，是具有普遍性的。
狄德罗所主张的那种区别，是错误的。
要么就是狄德罗所理解的性格的普遍性，完全不同于亚理斯多德的理解。
［德］莱辛：《汉堡剧评》，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张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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