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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也将尽可能地用剧情和语言来作简短的分析。
简言之，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一声喊叫往往足以完整地刻画出一个人物。
这样的喊叫也应当是属于戏剧的，而且是最好不过的。
至于动作，它们本身就是人们所能做到的最动人的剧情分析了。
当人们摆脱于曲折情节的把戏，摆脱了先把线打上许多复杂的结头，然后再去把它们一一解开来寻开心的幼稚的玩耍时，当一出戏将只成为一个真实而合乎逻辑的故事时，人们就从此进入了十足的分析，就将必然去分析人物对事实和事实对人物的双重影响。
就是这个道理，使我常常声称自然主义公式会把我们重新带到我们民族戏剧的本源上去，即带到古典戏剧的公式上去。
人们在高乃依的悲剧和莫里哀的喜剧中，恰恰可以发现我所需要的这种对人物的连续分析，而情节则屈居第二位，剧作只是关于人的长篇对话式的谈论。
不过，我希望人们把人重新放回到自然中去，放到他所固有的环境中去，使分析一直伸展到决定他的一切生理和社会原因中去，而不是把他抽象化。
总之，倘若人们能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就像化学研究物质及其属性一样，那么，古典主义公式在我看来似乎是很好的。
至于小说的长篇描写，它们是无法搬到舞台上去的，这是很显然的。
自然主义小说家们着重描写，那倒不是像人们所责备他们的那样只是为了从描写中获得乐趣而去描写，而是因为他们投身于详情的描写加上以环境来补足人物的公式的缘故。
在他们的眼中，人不再像17世纪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智慧的抽象。
他是能思想的动物，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处于它所生长和生活的土壤的种种影响之下。
这就是何以某种气候，某个国家，某个环境，某种生活条件，往往都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所以小说家不再把人物和它在活动时所处的气氛相割裂，他不像说教式的诗人，例如迪里叶[87]那样，只是出于修辞上的需要才作描写。
为了达到绝对完备，为了使他的调查达于整个世界并展现全部现实，他只不过每时每刻地记下人所活动并产生事实的物质环境罢了。
但是这些描写却并不需要照搬到舞台上去，因为它们已经自然而然地存在于舞台上了。
布景不就是一种连续不断的描写吗？它可能要比一部小说中所作的描写还要更为精确而动人得多。
有人说，布景只是画在硬纸板上的东西罢了。
但是事实上，在小说中，布景还不如画在硬纸板上的东西呢，它只是涂在纸上的黑墨罢了。
然而，幻象却油然而生了。
在我们最近在舞台上看到那么突出有力的、那么真实得惊人的布景之后，你再也不能否认在舞台上展现环境现实的可能性了。
现在要看剧作家们如何去利用这种现实性了。
他们提供人物与事实。
布景设计者们，遵照剧作家们的指示，提供必要的尽可能准确的描绘。
所以，对一位剧作家来说，既然小说家们能够实现，能够指出环境，那么他只要像小说家们那样来利用环境就可以了。
我还得补充一句，戏剧既然成了生活的物质展现，环境就必须随时跟上。
只有在17世纪，由于对自然并不加以考虑，由于把人纯然当做智慧的化身，布景一直是马马虎虎的：神殿的一排列柱长廊，一个不管怎么样的大厅，一个公共广场就行了。
今天，自然主义运动已经在布景方面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准确性。
这是慢慢地，不可抗拒地产生的。
我甚至觉得这是本世纪初以来自然主义在戏剧中所起的潜在作用的又一明证。
我不能对布景及其附属部分这个问题加以深入探讨，我只满足于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描写在舞台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简直可以说，它可以被认为是戏剧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
我想，我尚未谈及地点变换问题。
很久以来，地点的单一性就不再被遵守了。
为了能包括一个人的整整一生的经历，为了使观众们能看到社会的上层和底层，剧作家们不再作茧自缚。
这里，传统习俗虽然还占着统治地位，但是，正如它在小说中一样，作者有时从一个段落跳到另一个段落，可以跃过千里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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