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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帽子。
以余秋里、康世恩为首的中国百万石油人，特别是像李晔等一批立志“建设第二个大庆”
的石油战线上的栋梁们，在之后的那些年里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所付出的努力可用悲壮二字来形容。
骂他们是“假大空”
者有，说他们“不按科学规律办事”
者有——最有力的“证据”
是几年前沉没的“渤海二号”
最典型。
甚至有人借机把过去曾经捧为大庆油田开发经典的“先生产后生活”
口号也拿出来批判。
“扯淡！
他们了解当时的情况吗？了解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是在什么情形下进行的吗？”
将军火了，虽然他已离开战线多年，但谁想否定大庆、否定大庆精神，他绝对不会答应。
提起这类事，李晔无法平静，他在一番激烈的痛斥臭骂之后，给我这样聊道——
他们说余秋里同志当年提出“先生产后生活”
是不关心职工疾苦，这是完全不符合当时我们石油工业和国家所处的实际情况的。
要知道，石油业是个极具风险性的行业。
你设想规划好了这儿是一个多大规模的油田，可常常实际结果并不是那么回事。
50年代，在新疆独山子地区，由中苏联合规划开发的独山子油田。
按照前苏联的基建程序，先修建了一些职工宿舍楼与生活区，等入住完毕，再着手开发油田。
结果事与愿违。
独山子油田面积极小，职工生活区的设施大量闲置，造成不应有的浪费。
这类事情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玉门油田也发生过。
当时玉门发现白杨河油田后，人们兴高采烈，但又无经验，在没有搞清油田面积、储量时，就先盖了几幢大楼以便职工使用。
最后这个油田面积很小，产量很低，并不需要很多人管理。
结果，那几幢大楼成了野黄羊的栖息地。
这种“先盖楼，后找油”
的教训还不十分深刻吗？余秋里和康世恩作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自然更懂得应该从这样的教训中吸取什么，所以后来在大庆会战时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
的战斗口号。
它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余秋里的一贯思想。
相反，“总后”
政委出身的第二任石油部长的余秋里同志一直把抓职工生活问题当作出生产力的“动力”
，甚至在像“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他亲自动手抓职工生活，其情其景，凡是石油战线的老职工都会记忆犹新。
说得再心平气和些，诸如“先生产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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