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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卡夫卡的主人公走完的那条路，即从弗丽达走到巴纳贝姐妹，也正是从两情相悦通向荒诞的神化之路。
在这条路上，卡夫卡的思想又同克尔凯郭尔相会了。
“巴纳贝的故事”
安排在书的结尾，一点儿也不奇怪。
土地测量员最后还要试一把，就是通过否定上帝的东西重新找到上帝，不是根据我们的善与美的类别来认知，而是由他的冷漠、不公和仇恨的空虚而丑恶的面孔来显示。
这个要求城堡接纳的外乡人，在他旅程的终了，流放得还要更远一点儿，因为这回，他不再信守初衷，放弃了道德、逻辑和精神的真理，仅仅怀着丧失理性的希望，试图进入圣宠的荒漠。
[4]
希望的字眼儿，在这里并不可笑。
相反，卡夫卡讲述的境况越凄惨，这种希望就更加拘执，更具挑战性。
《审判》的荒诞越是真实可信，《城堡》的这种**“跳跃”
，就越显得动人而又不近情理。
而且我们在这里重又发现纯粹状态的存在哲学思想的悖论，如克尔凯郭尔所表达的这样：“应该击毙人间的希望，这样才可能通过真正的希望[5]获得拯救。”
可以诠释为：“为了着手写《城堡》，必须先写出《审判》来。”
谈论卡夫卡的人，实际上大多把他的作品界定为绝望的呼号，却没有给人留下一丁点儿的救护。
这种看法有待审核。
希望与希望自不相同。
亨利·波尔多[6]先生的乐观作品，在我看来令人沮丧。
只因在他的作品中，根本容不得稍微有点挑剔的心。
马尔罗的思想则相反，总是让人振奋。
其实这两种情况，希望不一样绝望也不一样。
我仅仅看到，荒诞作品本可以导致我要避免的那种不忠失信。
作品，只是无意义地重复一种枯索的生存条件。
大力鼓吹转瞬即逝的东西，那就成为幻想的摇篮了。
作品就该解释，赋予希望一种形式。
创造者再也离不开作品了。
作品并不是它本该成为的悲情游戏，作品也要给作者的生命一种意义。
不管怎么说，令人称奇的是，像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的作品，都产生于相近的创作灵感。
简言之，存在派小说家和哲学家的作品，都全部转向荒诞及其后果，最终都同样发出这种希望的惊天动地的呼喊。
他们拥抱吞噬他们的上帝。
希望是乘屈辱之虚而入。
因为，这种生存的荒诞用超自然的现实，稍微多给他们一些安慰。
如果这样的生活之路最终通向上帝，那么就有一个出路了。
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以及卡夫卡的那些人物，都多么坚韧不拔，多么固执地重复走他们的路线，他们这种表现就是一种特殊的保证，确保这种信念激奋人心的力量。
[7]
卡夫卡否认他的上帝道德高尚，明确无误，善良和始终如一，不过，这只是为了更好地投入上帝的怀抱。
荒诞得到承认，也被接受，人只好安之若素，而且我们知道，从这一刻起，他就不再是荒诞的了。
困在这种生存境况中，除了能逃离出去，还会有什么更大的希望呢？我再次看到，存在派思想与流行的观点相反，充塞着一种不可估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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