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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不可穿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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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应届毕业的同学在一起谈论，中心的问题是：经过大学文科四年的学习之后，能不能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能够独立研究，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
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同意他们的看法，并且做了一些补充。
归纳起来，我补充的意见集中到一点，就是说，为了树立正确的治学态度，必须从积极方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论，认真地把自己武装起来，千万不可使我们的学术研究工作，沾染了不正确的思想作风。
对于各种不正确的治学方法，我们都要注意防止。
其中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古来一般学者最容易患的穿凿的毛病。
有这种毛病的人常常强词夺理，把许多说不通的道理，硬要说通，因而随意穿凿，牵强附会。
然而，学问之道是穿凿附会不得的。
《易传乾卦文言》中说：“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
可见学问是要集中大量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结果，决不是穿凿附会的产物。
古来不管何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凡是做学问不踏实，而有穿凿附会之病者，几乎没有不闹笑话的。
比如，宋代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大政治家，但是，他也有若干缺点，不容掩饰。
他写过这一部《字说》，据当时名家的评论，认为其中许多解释便有穿凿的毛病。
如苏轼《调谑编》所载：
“东坡闻荆公字说新成，戏曰：以竹鞭马为笃，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公又问曰：鸠字从九从鸟，亦有证据乎？坡云：诗曰，*鸠在桑，其子七兮；和爷和娘，恰似九个。
公欣然而听，久之始悟其谑也。”
这虽然是一个笑话，可是也证明了穿凿附会的毛病，对于做学问的人，是多么有害的啊！
其实，这种穿凿的毛病，影响所及，并不仅仅限于学术的范围。
据宋代罗点《闻见后录》记载：
“王荆公好言利，有小人谄曰：决梁山泊八百里水以为田，其利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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