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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
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
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
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
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君交好。
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
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唱和集》中《秋夕沈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
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
有关。
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
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
，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
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君所作诸诗词有关。
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
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己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疾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
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
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
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
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贰；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
然辕文不自惭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
兹节录《痛史》第二十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遗事》附宋徵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寅恪案：《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
《序》末云：“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
可知牧斋实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季在松江。
辕文作此书在顺治十四年丁酉任职北京时，故云“不佞徵舆，在远闻之”
，“〔先生〕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
及“南使之便，敬布腹心”
也。
（《松江府志》载马进宝顺治十四年始任松江提督，有误。
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据《江南通志》载马进宝于顺治十三年升苏松提督，移镇松江，因定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游松江，甚确。
）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
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借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赏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
盖所以放布此烟幕弹耳。
辕文方仕新朝，沾沾自喜。
其痛诋牧斋出于私意，与吴越旧时党社胜流之不忘故国旧君者不可同日而语。
观其书中“不能割帷薄之爱”
一语，如见其肺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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