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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离情，即为河东君而发。
“壮怀”
则卧子指其胸中经世之志略。
此当日东南党社诸名士所同具之抱负，匪独卧子一人如是也。
假使卧子此次北行，往应崇祯七年甲戌之会试而中式者，则后来与河东君之关系或能善终。
因卧子崇祯七年会试失意而归，虽于次年春间得与河东君短时同居，然卒以家庭复杂及经济困难之关系，不得不割爱离去。
故今日吾人读此诗，始知相传世俗小说中，才子佳人、状元宰相之鄙恶结构，固极可厌可笑，但亦颇能反映当日社会之一部分真象也。
又，河东君《戊寅草·送别》，其一云：
念子久无际，兼时离思侵。
不自识愁量，何期得澹心。
要语临歧发，行波托体沉。
从今互为意，结想自然深。
其二云：
大道固绵丽，郁为共一身。
言时宜不尽，别绪岂成真？众草欣有在，高木何须因。
纷纷多远思，游侠几时论。
寅恪案：此两诗依据《戊寅草》排列先后推计，当是崇祯六年之作。
此题又列在《初夏感怀四首》之后，《听钟鸣》及《落叶》两题之前，故疑河东君此《送别》诗乃崇祯六年癸酉秋间送卧子北行会试之作。
杨之“要语临歧发”
，即陈之“何年解佩酬明珰”
；杨之“游侠几时论”
，即陈之“不然奋身击胡羌”
。
其他两人诗句中辞意互相证发者不一而足，无待详举。
然则卧子获读此送别之作，焉得不“离情壮怀，百端杂出”
耶？
抑更有可论者，《陈忠裕全集》七《属玉堂集》载《录别（五古）四首》。
虽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八年乙亥”
条末云“是岁有《属玉堂集》”
，但此诗题下自注云：“计偕别友吴中作四首。”
其第二首有“九月霜雁急”
之句。
又据卧子《自撰年谱》“六年癸酉”
条云：“季秋偕尚木诸子游京师。”
及“崇祯九年丙子”
条略云：“复当计偕。
冬尽始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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