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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清代官书年月之记载无可非议，已如上述，似应视为定论。
但鄙意实录之编纂，累经改易，编者综合资料，排比先后，表面观之，虽如天衣之无缝。
然未必实与当时事件发生之次序一一吻合。
昔年检编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残本，曾见实录原稿，往往多所增删变换，遂知实录之年月先后亦间有问题。
兹见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洪文襄公〔承畴顺治四年丁亥七月初十日〕呈报吴胜兆叛案揭帖》内引“苏松常镇四府提督吴胜兆状招”
云：
顺治四年三月，内有戴之俊前向胜兆吓称苏州拿了钱谦益，说他谋反。
随后就有十二个人来拿提督。
你今官已没了，拿到京里，有甚好处？我今替你开个后门，莫如通了海外，教他一面进兵，这里收拾人马，万一有人来拿，你已有准备。
胜兆又不合回称我今力单，怎么出海？戴之俊回云，有一原任兵科陈子龙，他与海贼黄斌卿极厚，央他写书一封，内大意云，胜兆在敝府做官极好。
今有事相通，难形纸笔，可将胜兆先封为伯，后俟功成，再加升赏。
其余不便尽言。
来将尽吐其详等语。
亨九此揭乃当时原文，最有价值。
足证牧斋实于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晦日在常熟被逮。
清代编辑《世祖实录》，何以不用洪氏原文而移置此案于次年？岂因马国柱顺治四年三月尚未到南京任所之故耶？抑或未曾见及洪氏奏揭原文所致耶？今虽未能断定其错误之由，然就牧斋在常熟被逮之年月一点论之，自应依牧斋己身之记载，而不当据清代实录也。
关于牧斋本身及其友人之记载，则牧斋因黄毓祺案被逮，谓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
明清之历，固有不同。
但以干支记年，如“丁亥”
“戊子”
两者，必不致差误。
牧斋于此案发生之年月，其集中诗文屡言之，不须广征。
兹仅择数端于下。
至其所以能免死之故，则暂不涉及也。
《有学集》一《秋槐诗集·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序》云：
丁亥三月晦日，晨兴礼佛，忽被急征。
锒铛拖曳，命在漏刻。
河东夫人沉疴卧蓐，蹶然而起，冒死从行。
誓上书代死，否则从死。
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
余亦赖以自壮焉。
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决别。
狱中遏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
生还之后，寻绎遗忘，尚存六章。
值君三十设帨之辰，长筵初启，引满放歌，以博如皋之一笑，并以传视同声，求属和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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