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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节用是俭，强本是勤，勤与检是计利的工作。
墨家的劝勤俭而计利，这是因为，为了实现兼爱的理想，以计民之利为第一要件。
如此地注重利，在儒家是不曾有过的事，这是儒家与墨家的分歧点。
恐怕墨翟的时代，比诸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情势变化了，经济问题很重要了，所以墨翟重视经济问题而改造儒教的吧。
以上，是根据墨家的文献，尤其是第一种的资料而研究的墨子的主张。
在这些文献中，以子墨子之言及子禽子之言为主，是墨家尚未分为三派以前的说法。
到墨翟死后，墨家分为三派，这叫作三墨。
所谓三墨，《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的“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
便是。
上列的第二种的文献，是传述这三墨时代的思想的。
第二节三墨
成为第二种的文献，即三墨时代的思想的中心的，仍旧是《兼爱》篇与《节用》篇。
兼爱是墨家的理想，为了说明兼爱是天的意志，有《天志》篇，为了教导同于天的意志，应实行兼爱，有《尚同》篇；但是这些，是在第一种的文献中也已略略表现了的思想，并不是三墨的特征。
三墨的特征，是说明兼爱的天志，由鬼神传达给人类的《明鬼》篇，及排斥那违反兼爱的理想的战争的《非攻》篇。
又墨家主张节用，这已在上面叙述过了，到了三墨，因为太强调了节用，于是力说节葬与非乐。
如其单单说兼爱与节用，不一定与儒相反；但是，儒是把礼乐当作陶冶人心、发扬人情的美点的，尤其重视丧礼。
所以，到墨家主张节葬，力说非乐，儒与墨便站在了正相反的地位上了。
又，儒家说天命，而到了三墨，排除天命，倡非命说。
他们说：回顾古来的历史，治乱是由于王者的政治的，不是由于天命的；又，一切判断有与无的，是由于我们人类的见闻的，我们不曾看见或者听见过“命”
；又，如其有命的话，那么，人类将安命而不努力，人类如其不努力，那么，财用便不足，政治便紊乱了。
从这三点不能不否定命的存在，这是非命说的大概。
因而，力主非命说的必要，是为了使人类勤勉，也就是说，三墨的非命，是强本说的余波。
如其单单主张强本说而劝勤勉，这与儒并不相反；到三墨否定天命，就不能不与儒冲突了。
因此，儒家是极口排斥墨家，墨家也绝不屈服地非难儒家，第二种三墨时代的文献的末尾，有着《非儒》篇，便是为此。
儒家与墨家，不论什么时候，总继续着剧烈的论争；在这论争之间，似弄着种种的诡辩，由于必须正当地批判这些诡辩的必要，于是在墨家之间，论理学便发达了起来。
墨家文献中称为第三种的文献，便是这论理学派的记录。
这论理学派，在中国历来称为名家，因为名家的崛起而隆盛，是属于稍后的时代，所以我们这里暂不叙述论理学派，而移到道家的记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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