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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这,本来是解释《大学》“致知在格物”
一句的话,可是这解释也不过把上述程伊川之言改头换面一次而已,所谓“致知”
,就是说加深吾人知识之意,所谓“格物”
,乃穷事物之理之义。
合而言之,致知在格物者,盖谓穷千万事物之理而得加深吾人智识之谓也。
原来,朱子以为,宇宙万物,皆太极之理之具体化,而太极之理皆在其中,即是说,人心之虚灵不昧之知与夫潜伏于事物中之理,不外都是太极之理,是以人能穷事物之理即所以完美吾人之知,苟今日穷一事之理、明日穷一事之理,积习而行万殊之理,本归一本,一旦豁然贯通,则凡百皆通而吾心之大作用乃明。
他更论心与理之关系云:“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穷得理,不能穷得理,不能存得心。”
(《语类》九)这说明了心与理之相依关系,更说要存心必须有敬、要穷理必须虚心静虑;(《语类》九)是以敬与虚静相互相依,乃到达致知格物之门云。
然而要认真地实行致知格物,那就不要有虚伪的发意,即所谓诚意,意诚则心自正,心正则身自修,是以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己之明德已全面社会之革新由是就成就了。
这就是《大学》全篇的主张,也就是朱子的实践道德论。
总之,朱子的宇宙论是以程子之哲学释周子之《太极图说》而建一家言,他的人性论是以他自己的哲学释《中庸》,以诚为一贯宇宙人性之理,而开展了他的实践道德观,并且又以他自身的哲学解释《大学》而力言格物穷理之道。
由是,《大学》《中庸》遂成为与《论》《孟》并肩的重要的儒家经典,以《学》《庸》《论》《孟》为根基而道学乃臻于大成。
统括以上所述,可得如下结论:五代之乱既治,天下归宋,自是潜伏一时之学问,乃澎湃而复兴,其时恰有范仲淹与欧阳修二杰出,政治上占显要之位而图学术上之复兴,是以天下学士,靡然响应,皆集二子麾下。
然二子之性格与学问,都各有不同,范仲淹可谓为纯真的道德家而欧阳修乃才气涣发之文学者,尚名节之学者皆集前者门下,悦文学之才士乃驰赴于后者门下,因是而前者遂形成了以《四书》为中心的道学派而倡导源于《易》与《中庸》之道德哲学,后者盛行以《春秋》为中心的名分论,遂形成号为正闰论的历史学派。
合二者而为一的就是朱子,朱子既已《四书集注》臻范派之学于大成,更以《通鉴纲目》而绍述欧阳学派。
是以我们可以说,朱子是集宋学之大成的人。
道德哲学,以《四书》为中心,其最后的结论不外说明道德之本始自人性,而人性之源,基于宇宙自然之理,是以道德哲学的最后,就是仁的研究。
高唱正闰论及名分论的历史学派,不外欲借历史以明君臣之义,最后归结,乃在于义。
综合此两面而为一家者,即朱子,而朱子之教不外仁义之道而已。
仁义者,孟子以来已成儒家恒言、中国历来的民族道德而非新鲜的东西。
可是,老守着从来的解释,已经不能适合新时代的精神了。
宋代学者所处者就是这必须革新的时代,政治上、思想上他们都处在民族道德的危机时。
五代之乱既终,欲天下统一则必须向辽、金之压迫抗争。
随着佛教流行,他们所奉的道德说基础亦已渐备,是以,他们忍受种种的苦难而侧重体验,潜心佛老之道而训练其思索,由是,体验与思索而构成的新的东西,就是宋学。
他们抛弃了训诂之弊,复归孔、孟之古家,而取出久已制就之新衣,按新时代精神,把这古装改头换面一次。
朱子,就是促成这古衣新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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