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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历史实践而证明，曹丕生前这一“亲旁系而疏直系”
的权力制衡，还是具有一定效果的。
帝（指曹丕）复问曰：“吾梦摩钱文，欲令灭而更愈明，此何谓邪？”
（周）宣怅然不对。
帝重问之，宣对曰：“此自陛下家事，虽意欲尔而太后不听，是以文欲灭而明耳。”
时帝欲治弟植之罪，逼于太后，但加贬爵。
（节选自《三国志·魏书·周宣传》）
他“分权制衡”
的第三步，乃是处置曹魏外戚集团的“远与近”
问题。
在先前的夺嗣之争中，曹丕的母亲卞太后一直是偏向于曹植、曹彰的，而且登基后对他们也是维护有加。
因此，曹丕对卞氏一族等外戚集团并无获助感恩之情。
他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便公然下诏：
夫妇人与政，乱之本也。
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摘自《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从源头上堵住了外戚集团的坐大成势之路。
但外戚集团毕竟也是皇权的一大助力，可以在权利共享上边缘化，但不可完全摒弃。
于是，曹丕便将卞兰、卞琳等表兄弟安插到奉车都尉、步兵校尉等禁军要职上去，以显亲近笼络之意。
在曹丕的谋算中，这些外戚子弟又可以用来监控曹真、曹休等在外领兵坐镇的旁系宗亲们。
曹丕“分权制衡”
的第四步，则是处置曹魏政务机构之间的“虚与实”
问题。
他登基之初，尚书台由陈群、司马懿两位强势之士主导，对自己的皇权形成了极大的制约。
例如，他对多次直颜冒犯自己的右中郎将鲍勋甚为不满，但在陈群、司马懿的联名举荐之下，他还是不得已而升鲍勋为御史中丞。
于是，曹丕改易先前丞相府的秘书署为内廷中的中书省，由著名文士刘放、孙资担任主官，典掌机密，收文发诏，把尚书台的枢密之权分了过来。
如此一来，中书省参谋帷幄之权渐实，而尚书台绸缪经纶之职渐虚，曹丕则居中以圣心独裁而令行禁止。
到了曹魏后期，连辛毗这样的重臣之升迁，尚书台尚且不能自主，还须由中书省在内与君王议决。
曹丕“分权制衡”
的第五步，乃是处置曹魏官僚集团之间“散与聚”
的问题。
即使陈群、司马懿是他的“东宫之友”
，他也仍在这二人中间大搞“离散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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