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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结论，三国史学家们几乎俱有研究，而且其中还不乏精深之见解。
不过，大多数的三国史学家只是止步于这个结论，却不曾“透过现象洞察本质”
：对孙权为什么要在立嗣之争中专门打压江东本土派势力、为什么其他派系的首领们却能全身而退、为什么后来又赐死鲁王孙霸以及“两宫之争”
结束之后的后续立嗣进程状况等一系列问题并未深入剖析，而只是用“昏悖”
“酷烈”
等评价性词句给孙权晚年立嗣顾命之重大问题草草画上了句号。
笔者则认为，孙权晚年的立嗣顾命之所有举措背后皆蕴含着精密而深远的政治谋算。
孙权当时已年届七旬，掌权执政五十余年，目睹了刘备“白帝托孤”
、诸葛亮剪除李严、魏文帝“嘉福殿顾命”
、魏明帝临终托孤、司马懿与曹爽争权内讧、“高平陵事变”
等一系列事件，遂以它们为龟鉴，结合吴国自身的现实权力格局情势，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立嗣顾命之大事做出了种种动态化布局，力求面面俱到、万无一失。
然而，俗话讲：“人算不如天算。”
孙权虽然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终因现实时势的急剧变化，让他的所有布局都一一落空了。
而这一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演变过程，笔者在此尽量贴近史实地描绘出来，以供读者探而索之。
孙权于赤乌八年至赤乌十三年的立嗣布局
孙吴赤乌八年（公元245年），正是孙和与孙霸“两宫夺嫡之争”
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候。
但他俩万万没有料到，超然在上的父皇孙权早已对这一场立嗣之争和本末底细洞若观火，并有了全新的想法和谋划。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里引用殷基的《通语》记载：
（孙）权患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
一人立者，安得不乱？”
于是有改嗣之规矣。
孙权已然明白：如今“两宫夺嫡之争”
既然如此激烈，孙和立则孙霸一派必危；反之，孙霸立则孙和一派亦危。
毕竟孙和、孙霸都是自己的儿子，孙权还是希望他们两不相危。
而使他们“两不相危”
，孙权就只能将他们“两不得立”
。
那么，便只有“改嗣”
—改立第三个东宫候选人为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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