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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春秋时期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魏文侯欲借赵国之路去打中山，赵肃侯这下遇到一个不小的麻烦。
如果拒绝，就得承认与大国交恶的后果；如果同意，让别国军队踏上自己的领地，实在是心有不甘，思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时，赵刻劝谏道：“事情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如果魏国打不下中山，魏必疲弱，也就没什么可怕的；如果打下了中山，表面上魏国胜利，实际上他无法把中山带回，收益的将是我国，所以应当让魏国军队通过，我们保存实力，最后根据情况再做下一步安排。
但是请大王注意一点，如果您满脸喜色地答应，魏王必然怀疑，会停止行动的。
大王应表现出不大情愿的样子，最好是勉强答应，这样才能做到完美。”
赵肃侯听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欣然采纳，果然，最后削弱了魏国而得到了中山。
赵肃侯假手于敌，不战而胜，这就是“后发制人”
。
可以说，曾国藩老于谋略的军事思想，直接得益于他为学尚变通。
儒家思想也好，道家思想也好；入世也好，出世也好，都有它们各自的局限性。
独尊某一种思想、某一种哲学，而排斥另一种思想和哲学，这是幼稚不成熟的表现。
曾国藩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年绿营兵在长沙火宫殿寻衅闹事，和湘勇打了起来，很明显是绿营兵有意挑起事端。
罗泽南劝曾国藩忍下这口气，但曾国藩认为绿营兵怯于战阵，勇于私斗，他要借此整顿这股歪风。
而绿营兵是归鲍起豹提督管制的，曾国藩无权指挥，但他还是就绿营兵的种种劣行给予了强有力的教训，曾国藩的这一举动得罪了鲍起豹。
由于曾国藩眼中揉不得沙子，使得自己和长沙的官员矛盾重重，最后在长沙站不住脚，只得退到了衡阳。
这些事情有着很深远的后果，当曾国藩战斗受挫时，长沙官场听说这个消息后幸灾乐祸。
后来曾国藩来到江西，仍然采用在长沙官场那种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方法，和江西官场又闹得不可开交，真可谓是举步维艰。
曾国藩利用鸦片事件参劾了江西巡抚陈启迈，陈启迈的巡抚一职虽然被罢免，但曾国藩因此得罪了江西官场上上下下的官员，曾国藩的处境不但没有好转，相反越来越恶化。
江西官场联合参劾曾国藩，最后，曾国藩不得已同意康福暗杀皇上派来的德音杭布，阻止奏折送上朝廷。
曾国藩在江西官场怨声四起，处处掣肘，已无法立足，这时，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于是他趁回籍奔丧逃离了江西。
曾国藩一心要报效清王朝，而清王朝统治下的湘、赣官场却容不下他；他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嫉恨，面对这一切，曾国藩感到十分困惑，很迷茫，他想不通自己到底错在了哪里。
只有在家守制期间，他接触到黄老之学和中庸之道，才痛感自己昔日的不当做法。
《左传》中，魏文侯向赵国借道的故事，引起了曾国藩深深的思考。
他认为，这个战略思想包含了两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一是不露声色地蓄力，二是出其不意地发力。
就运用力量对抗的战略而言，“以迂为直”
就是要避开敌方的锋芒，减弱或消除对方对抗的力度，在对方无备和无力的情况下顺利达成预定的目的。
曾国藩奋起绝学
曾国藩明确提出了后发制人的思路。
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写道：“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这样应战多半会打胜仗。
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
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所以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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