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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动**不安的社会现实促使曾国藩更加深入地研究现实。
面对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不断涌现的情况，曾国藩焦虑不安，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清朝政治的腐败和官吏的昏聩无能，并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批评。
他认为清朝政治腐败、社会动乱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官吏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败。
曾国藩认为自道光末年以来，官吏的贪污现象尤为严重，地方官吏鱼肉百姓的行为也屡禁不止。
尤其在所谓“天高皇帝远”
的地方，情景更是恶劣，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其最终结果就是酿成农民运动不断发生，从而危及整个统治。
第二，是非混淆，法如虚设。
曾国藩认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缺乏公正的法制和舆论环境，贪官污吏没有被绳之以法，反而逍遥法外，国家机构没有对造反者进行有效地镇压，也没有严格按照传统的道德法则予以制裁。
他还指出：“今日天下之变，只为混淆是非，麻木不仁，遂使志士贤人，抚膺短气，奸猾机巧逍遥自得。”
他对这种状况痛心不已：“国藩人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气象，养成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园，已非一日。
偶有所触，则轮困肝胆，又与掀振一番。”
面对时局的艰难和人心的涣散，面对法制上有法不用的混乱局面，曾国藩感到忧心忡忡。
第三，人心冷漠，世风日下。
曾国藩认为，这正是政治腐败的关键，甚至比吏治和司法腐败更为严重。
他愤激地指出：“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食饕迟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
此其可浩叹者也!”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
，朝野上下的各级官吏，办事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不求进取。
为官皆如此，世间当如何?他指出，不管是京官还是外官做事都有通病。
“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颟顸。
退缩者，互相推卸责任，表现为不作为。
琐屑者，斤斤计较，护己私利。
敷衍者，只顾眼前的应付，不考虑今后的困难。
颟预者，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
这一段话真实记录了当时官吏腐败的情景，也说明曾国藩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和严重性，清朝的时局已经在风雨飘摇之中了。
1851年1月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太平军势力迅速蔓延，遍及东南数省。
这就是积弊成疾，担心的事情总归还是发生了。
曾国藩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内度身世，即暑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观乡里，饥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
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以吁于九阁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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