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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雍正时，能写这种奏折的官员更多了，除了总督、巡抚外，道府中的个别人也特许奏事，因而被剥夺专折奏事，则是最大的惩罚。
更重要的是，臣情无法上达，皇帝自然很难了解下边人的苦衷，不能专折，只能“会奏”
，即同地位身份相等的人一同上奏，但须意见一致，而且奏什么，大家都知道，因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更何况，皇帝下发谕旨属公文性质，由军机处“廷寄”
，仍由巡抚、提督传谕。
因此，曾国藩对皇帝如此“折磨”
他，真是有苦难言。
李元度深知失去专折奏事权将意味着什么。
他为曾国藩的前途忧虑，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一天夜晚，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国藩见后却大为不悦，因为革职后专折奏请本属“犯法”
之事，加之咸丰帝此时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
他以为成功的可能要小于加罪的结果。
李元度说：“设无此项权利，他人沸沸扬扬，日达圣上，而我终不发一语，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非无以辩白。”
曾国藩说：“此中利害，我岂能不知。
只是军中情形复杂，不逊朝中。
当此国家多难之时，做正人难，做正人君子更难，欲做愤然不欲之官难上加难。”
但李元度一再坚持，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曾国藩只好听天由命。
后来，李元度又将原折一改再改，并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
写完后，密封上达。
几日后，朝廷即下谕特许曾国藩单线专奏。
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
之一。
李元度为曾国藩争取专奏权后，曾国藩对他更加信任不移。
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
由此有关奏折或信缄之类的文件，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
之后，曾国藩九江之败，南昌之困，“元度无不相从艰危中，多以勖助”
。
而曾国藩的多次寻死觅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复”
。
曾国藩没忘他的这位师爷的功劳。
咸丰四年（1854年），他以收复湘潭有功，保升李元度为知县，加内阁中书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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