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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国藩虽然身为上司，对这两人也是倾心结纳，还和他们结成了好朋友。
在赴四川主考的路途中，经过直隶地面时，他深知直隶有拱卫京都之责，总督一职多由满大臣担任，道光以前很少有汉人担任直隶总督的。
所以直隶的事情，几乎都是皇上亲自过问。
尽管曾国藩在汉人大臣中以敢于任事而著名，也曾以剃头的铁腕手段闻名后世，但他知晓个中利害，所以在直隶除了晚上歇息几乎没有停留，只管一路往前赶。
十天后，总算出了直隶，进入山东地面，这才放慢脚程，一路走一路观光。
在这次主考四川途中，曾国藩处理了许多不法的满清亲贵，而且每有大事必和肃顺等商议。
曾国藩曾经很仔细地观察过肃顺，感觉此人有位登宰辅之份，也有横尸街头之祸，属于大福大贵大权大祸之相。
所以每次和肃顺谈话，曾国藩都很小心应付，以防埋下对以后不利的祸根。
肃顺很早就对曾国藩的为人处事怀有敬佩之意，曾国藩的尊上不媚上、敬下不欺下、崇权贵而不专事权贵的性格就很对肃顺的脾气。
肃顺深知在武学方面，满人强于汉人，但在文化义理方面，汉人是属于世界前列的，所以他对曾国藩十分敬重。
曾国藩在这次任主考过程中也曾被满清亲贵所诬告下狱，几乎丧了性命，多亏肃顺从中说明斡旋，才得以逢凶化吉。
而且此后肃顺果然飞黄腾达，成为权倾朝野的权臣，这也说明了曾国藩有识人之才，能够正确处理与满清贵族的关系，从而为他们所赏识和重用。
除此之外，曾国藩又深知汉族地主与满清贵族之间的矛盾是无时不在的，在结识满族贵戚的同时，又与之巧妙地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以清朝统治阶级的最高利益为原则，所以在汉大臣中以敢于触犯权贵而著称。
当有汉族大臣说他是满人的一条狗时，他却问心无愧地说：“别人说我是满人的一条狗，太小看我了，我是大清国的一条狗。”
曾国藩是想让他人明白他是以悍卫中国的传统道统为己任，他作为一介书生之所以挺身而出为清政府效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主要还是为了维护中国的道统不致沦丧。
他虽然深知没有满亲贵族的支持不能在仕途和事业上有所作为，但也时时注意和满清贵族中的腐朽势力划清界限，所以当权倾一时的穆彰阿倒台时，作为其得意门生并受恩匪浅的他并没有受到太大的牵连，反而在变幻不定的动**局面中稳固了自己的地位。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人初识洋人的时代，其时鸦片战争刚过去不久，各级官员谈夷色变，都知道夷案最难办。
在这次主考四川的过程中，就有人向他问起如何处理涉洋案件的事情，曾国藩也深感头痛，他对于洋人的情况也不甚了解，所以只能以得过且过来应付一时。
他认为洋人不只表面蛮横，内心也狡诈，用鸦片掠夺我大清的金银，以此削弱了国家的人力和实力，正是祸害匪浅。
尤其是林则徐被治罪以后，气焰就更加嚣张了。
朝中站在洋人那边的人也越发得势了，可是洋人岂是占了便宜就会收手的。
长此下去，早晚会出大祸乱。
后来，曾国藩把四川简阳发生的夷案原原本本地记载下来，而且在最后写道：“与夷人交涉最难持平，只能相机决断而已，别无他法。”
顿了顿，他又写道：“夷人仗船坚炮利，从无道理可讲。
我大清文化发达，文明久远，地广人众，如何就落后耶?深以为怪哉!”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外国侵略者也是进行过深思熟虑的，只不过由于他所受的教育和时代的局限性一时还找不到正确的答案，所以只能以官僚的习惯做法来应付，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说明了曾国藩具有兴洋务图强的想法。
他在晚年处理涉洋案件时也是奉行这种办法，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有牺牲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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