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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自咸丰中兴以来，团练四起，权在督抚，清代早已形成外重内轻的局面，而湘军在当时尤有举足轻重之势。
对于这点，朝廷清楚，曾国藩更加清楚，只是薄薄的窗纸无需捅破，因为一方要利用另一方去镇压太平天国，另一方则要利用对方的威势来保护“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整个地主阶级的利益，并为自己谋求进身求利之阶。
1月23日的上谕说：“当此江浙军务吃紧”
之际，“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
甚至加封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
但是，谨小慎微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朝廷的这么几句评语，而放松对清廷态度的时时观察。
同治元年秋天，湘军中瘟疫流行，曾国藩于8月12日上奏请求朝廷“简派在京亲信大臣，驰赴江南，与臣会办诸务”
，“求德器远胜于臣者主持东南大局，而臣亦竭力经营而左右之”
。
他的意思是要挽厄运，而自己退居主持东南大局的次要人物的位置。
这显然是因为困难很大，而职责很重，担心月盈则亏，趁早为脱身设计，同时，也是为了再一次试探清廷对自己的态度。
所以，8月21日的上谕针对曾国藩的隐情，明确地表示：“此无可如何之事，非该大臣一人之咎。”
并且温旨慰留说：“环顾中外，才力气量如曾国藩者，一时实难其选。”
勉励曾国藩在此“时势艰难”
的时候，“任以毅力，矢以小心，仍不容一息少懈”
。
而当天京城破以后，曾氏兄弟的威望更是如日中天，达于极盛。
曾国藩不但头衔一大堆，且实际上指挥着三十多万人的湘军，还节制着李鸿章麾下的淮军和左宗棠麾下的楚军；除直接统治两江的辖地，即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之外，同时浙江、湖南、湖北、福建以至广东、广西、四川等省也都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湘军水师游弋于长江上下，掌握着整个长江水面，使清王朝的半壁江山已落入他的股掌之中。
他还控制着赣、皖等省的厘金和几省的协饷。
当时湘军将领已有十人位至督抚，凡曾国藩所举荐者，或道府、或提镇，朝廷无不如奏除授。
此时的曾国藩真可谓位贵三公，权倾朝野，一举手一投足而山摇地动。
曾国藩的连连上奏无疑是他的以退为进之计。
除此之外，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也不断提起进退开合的活兵之法。
用兵半活半呆、半轻半重、时活时呆、亦轻亦重、进退开合、变幻莫测方为上策。
“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可以退而谓之退。”
这一以退为进的计策，能够更为巧妙地解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错综复杂关系：看似前进了一步，实则在心中更疏远戒备了一分；看似谦让了一分，而实则在靠近自己的目标方面赢得了可贵的条件；在实际中冒进了一步，其实在思维高下较量中可能就退了一步；而在思考中多周到一分，在实际中就会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纷争。
所以，应像实干家那样思考，像思考者那样行动，进退开合，收放自如。
然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往往进退失据难以拿捏，这就只有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毕竟针对不同的个人、不同的情况，何时为进，何时可退，抓住致命点是一件不容易的选择。
曾国藩却把握得那么恰到好处：该进的时候进，该退的时候退，该取的时候取，该舍的时候舍。
曾国藩清楚地知道他应该去的方向，但是当他在自己的方向上撞上“南墙”
的时候，他不会执著地用头撞“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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